博古与潘汉年是我党历史上两位重要的人物，由于二人都是江苏老乡，故居相距不过几十公里，因其老乡的情谊，令两人在战争年代成了一对推心置腹的好友。

然而，在1936年9月23日，即博古最后一次与潘汉年私谈时，他的一番言论准确预测了潘汉年在十几年后的悲惨结局……！

博古认识潘汉年是在1925年春天，这一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追悼会。

那时的博古是江苏省无锡“锡社”负责人，正全力投入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博古要把这场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办成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政治宣传。

因为人手紧缺，博古意外结识了潘汉年。经过几天接触，博古觉得这个江苏同乡很有能力，不仅文采过人，口才同样出色。于是博古就请潘汉年加入自己这个团体，让他负责宣传兼顾保卫的工作。

这场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活动结束后，博古前往苏州继续上学，潘汉年则赶赴上海，进入中华书局工作。

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一个月后，博古与潘汉年久别重逢，那时的博古已经是党内重要领导。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1931年初，王明主动找到博古，说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没有多想，马上就向王明推荐了好友潘汉年。

1931年2月初，潘汉年正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一年，尤其是在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地下活动屡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加上顾顺章的叛变，使得我党的地下活动几乎陷入瘫痪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决定加强中央特科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他向大家拍着胸脯说潘汉年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

1932年至1934年间，全国各地的白色恐怖愈加严重，中央机关已经暴露，人员不得已分批转移，全国革命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党内以博古、王明等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共同排挤打压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5年2月，贵州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岗位。博古主动找到潘汉年，向他强调：“我现在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同志，同意遵义会议的决定，重新启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

交接权力不是口头说说，更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有个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毛泽东接班，所以博古才会找到潘汉年，让后者代替自己去莫斯科述职。

二人谈着谈着，都不约而同地流下热泪。博古是在感叹自己的领导岗位被剥夺，同时在他的错误领导下，中央红军主力损失惨重，不得已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潘汉年则是为好友的境遇感到担忧。

1935年8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抵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先到达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直到1936年8月，潘汉年才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向张闻天汇报了他在莫斯科的情况，以及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密电码。

这个时间，比党中央规定潘汉年回国的时间晚了近9个月！与潘汉年同期前往莫斯科的张浩同志早已经回国。

​潘汉年为此向中央解释，他在回国的路上遇到了许多波折，这才耽搁了些时日。显然潘汉年的这一解释，没有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致认可。

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过：“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耽误这么久回到陕北不说，他还从莫斯科那里获得了重要的密电码。万一密电码被敌人破获拦截，不仅耽误了大事，还会连累所有的同志，这个责任谁都负不起！”

1936年9月23日，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代表的身份，准备从陕北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和谈。

临行之前，潘汉年去找好友博古辞行。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道：“兄弟，你此次莫斯科之行犯了很多错误。首先是归来的日期比预计晚了将近9个月；这一阶段红军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发生许多事情，我们与共产国际处于失联状态，这怪不了毛泽东这么生气。

其次，向张闻天同志汇报的时候，你把王明的位置抬得过高。王明在国外指手画脚，不了解咱们国内的情况。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摆脱王明甚至共产国际的这种控制，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物。”

​谈话进行到最后，博古还嘱咐潘汉年：“以后向上级报告或者遇上一些大事的时候，要站在中立的角度，不要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更不能自作主张，能尽快办理的事情就不要拖沓。”

潘汉年也很关心好友博古的处境，博古回答道：“我现在还可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党内不会有任何山头，这一系列事件给你我敲响了警钟。”

从这之后，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博古与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也没有私交。

1949年上海解放，潘汉年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常务副市长；1954年，党内发生“高饶事件”。翌年，潘汉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被打成反革命，他在牢狱和农场中度过了22年，于1977年4月因病去世。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潘汉年案。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关于潘汉年是对是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1936年9月，即博古与潘汉年这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们不难看出，潘汉年在往后的一系列工作中还是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博古曾经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他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从潘汉年那次莫斯科之行比原定时间推迟了9个月，他就敏锐地看出潘汉年此后很难再受到党中央的信任与重用。

毕竟，没有哪一个领导人会容忍自己的下属如此拖沓。

同时博古还告诉潘汉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在一些重要的事情和看法上不要轻易表态。

但是，潘汉年从事的是情报工作，与他产生直接联系的重大事件多如牛毛，潘汉年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能保持中立。

因为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

博古当年的那番话，真是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