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与潘汉年是我党历史上两位重要的人物,由于二人都是江苏老乡,故居相距不过几十公里,因其老乡的情谊,令两人在战争年代成了一对推心置腹的好友。
然而,在1936年9月23日,即博古最后一次与潘汉年私谈时,他的一番言论准确预测了潘汉年在十几年后的悲惨结局……!
博古认识潘汉年是在1925年春天,这一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追悼会。
那时的博古是江苏省无锡“锡社”负责人,正全力投入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博古要把这场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办成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政治宣传。
因为人手紧缺,博古意外结识了潘汉年。经过几天接触,博古觉得这个江苏同乡很有能力,不仅文采过人,口才同样出色。于是博古就请潘汉年加入自己这个团体,让他负责宣传兼顾保卫的工作。
这场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活动结束后,博古前往苏州继续上学,潘汉年则赶赴上海,进入中华书局工作。
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一个月后,博古与潘汉年久别重逢,那时的博古已经是党内重要领导。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1931年初,王明主动找到博古,说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没有多想,马上就向王明推荐了好友潘汉年。
1931年2月初,潘汉年正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一年,尤其是在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地下活动屡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加上顾顺章的叛变,使得我党的地下活动几乎陷入瘫痪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决定加强中央特科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他向大家拍着胸脯说潘汉年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
1932年至1934年间,全国各地的白色恐怖愈加严重,中央机关已经暴露,人员不得已分批转移,全国革命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党内以博古、王明等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共同排挤打压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5年2月,贵州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岗位。博古主动找到潘汉年,向他强调:“我现在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同志,同意遵义会议的决定,重新启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
交接权力不是口头说说,更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有个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毛泽东接班,所以博古才会找到潘汉年,让后者代替自己去莫斯科述职。
二人谈着谈着,都不约而同地流下热泪。博古是在感叹自己的领导岗位被剥夺,同时在他的错误领导下,中央红军主力损失惨重,不得已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潘汉年则是为好友的境遇感到担忧。
1935年8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抵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先到达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直到1936年8月,潘汉年才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向张闻天汇报了他在莫斯科的情况,以及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密电码。
这个时间,比党中央规定潘汉年回国的时间晚了近9个月!与潘汉年同期前往莫斯科的张浩同志早已经回国。
潘汉年为此向中央解释,他在回国的路上遇到了许多波折,这才耽搁了些时日。显然潘汉年的这一解释,没有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致认可。
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过:“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耽误这么久回到陕北不说,他还从莫斯科那里获得了重要的密电码。万一密电码被敌人破获拦截,不仅耽误了大事,还会连累所有的同志,这个责任谁都负不起!”
1936年9月23日,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代表的身份,准备从陕北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和谈。
临行之前,潘汉年去找好友博古辞行。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道:“兄弟,你此次莫斯科之行犯了很多错误。首先是归来的日期比预计晚了将近9个月;这一阶段红军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发生许多事情,我们与共产国际处于失联状态,这怪不了毛泽东这么生气。
其次,向张闻天同志汇报的时候,你把王明的位置抬得过高。王明在国外指手画脚,不了解咱们国内的情况。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摆脱王明甚至共产国际的这种控制,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物。”
谈话进行到最后,博古还嘱咐潘汉年:“以后向上级报告或者遇上一些大事的时候,要站在中立的角度,不要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更不能自作主张,能尽快办理的事情就不要拖沓。”
潘汉年也很关心好友博古的处境,博古回答道:“我现在还可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党内不会有任何山头,这一系列事件给你我敲响了警钟。”
从这之后,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博古与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也没有私交。
1949年上海解放,潘汉年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常务副市长;1954年,党内发生“高饶事件”。翌年,潘汉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被打成反革命,他在牢狱和农场中度过了22年,于1977年4月因病去世。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潘汉年案。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关于潘汉年是对是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1936年9月,即博古与潘汉年这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们不难看出,潘汉年在往后的一系列工作中还是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博古曾经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他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从潘汉年那次莫斯科之行比原定时间推迟了9个月,他就敏锐地看出潘汉年此后很难再受到党中央的信任与重用。
毕竟,没有哪一个领导人会容忍自己的下属如此拖沓。
同时博古还告诉潘汉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在一些重要的事情和看法上不要轻易表态。
但是,潘汉年从事的是情报工作,与他产生直接联系的重大事件多如牛毛,潘汉年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能保持中立。
因为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
博古当年的那番话,真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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