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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揭开欧洲中世纪的丑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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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精彩历史 发表时间:〖 2023/1/20 浏览人数:〖 24266

农民起义是中国古代的常见现象,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封建社会很少有农民起义发生。

某些西方学者和崇洋媚外者借此鼓吹,说欧洲中世纪是田园牧歌式的地上天国,人人有信仰,有饭吃有衣穿,就是比中国的帝制要强得多。

那么欧洲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能揭开中世纪的丑陋真相,戳穿某些人编造的的谎言。

中世纪

没有农民,只有农奴

首先,在欧洲中世纪早期,根本就没有农民,有的只是农奴。

我们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概念上的“封建”,因其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和政治上的人身依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关于封建社会的描述,而欧洲是一种真“封建”,通过分封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政权,类似于中国西周时期的情况。

这种差异不完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根本上是由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中国的核心区位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温带,雨热同期,非常适宜农业发展,能够承载巨量的人口。

所以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而之所以会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的腐朽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人口达到某个极限,土地危机叠加贫富差距,造成了社会系统性崩溃。

中世纪社会

而欧洲大部分地区靠近寒温带,即使温暖的地中海气候区,也因为雨热不同期,粮食产量有限,无法承载较多的人口,所以欧洲中世纪地广人稀,遍地都是小国寡民,生存竞争不大,自然也就平静许多。

但这并不能说明欧洲实现了老子所推崇的上古之治,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原始野蛮的状态。

我们中国根据历史经验,理所当然地将“农民”理解为自耕农,其实只是狭义的概念,广义上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都可以叫农民,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

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是依附在封地上的,不能随意离开,当封地发生转让和买卖时,他们和土地所有权一起发生变更,本质上是财产而不是人,只能算农奴。

中世纪农民

自耕农还能通过自身的奋斗实现阶级跃迁,而农奴的后代还是农奴,永世不得翻身,他们要为领主无偿劳动,在耕种完领主的土地后,才能打理自己少得可怜的份地,勉强糊口。

农奴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农时是固定的,当领主的土地要收获时,他们自己的庄稼也成熟了。

如果耽误了,一年的辛苦就白白付出了,这个时候只能祈祷领主老爷大发善心,让自己有口饭吃。

耕种份地要向领主缴纳赋税,主要是实物税,税率并不固定,最高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平时缴纳谷物,复活节缴纳鸡蛋,圣诞节缴纳一只鹅等等。

中世纪农民

当家里的老人去世后,他们还需要缴纳一笔手续费,以继承土地的耕种权,甚至女性家庭成员出嫁到别的地方,也要出钱补偿领主的损失。

领主对农奴的压榨可谓是敲骨吸髓,作为“回报”,领主要负责保护农奴的安全。

不过问题是,没有进攻哪有防守,领主之间发生混战时,农奴虽然不用上战场,也得为战争埋单。

更惨的是,如果己方领主战败被俘,农奴就要承担巨额的赎金,无力缴纳时,就将面对无法预知的命运,所以他们被迫把自己绑在领主的战车上。

中世纪农民

农奴为什么不反抗

有人会问,农奴们过得这么惨,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人的反抗意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农奴们被圈养在领地上,不读书识字,不与外界接触,不具备完整人格,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反抗。

反观中国的农民起义领袖们,不是基层官吏,就是江湖人士,见多识广有组织能力,整个社会受到儒家传统的熏陶,认为“汤武革命”推翻暴君是天然正义的,这也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思想基础。

教会是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封建主,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按照教士们曲解《圣经》的理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老老实实干活,才能上天堂,否则下地狱。

教会

所有人都要向上帝奉献,具体来说就是向教会缴纳什一税,税率听起来不高,却包括征收谷物的大什一税、征收蔬菜水果的小什一税和征收家禽家畜的血什一税,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转嫁在农奴身上。

做完这些功课,也不足以完全抵消原罪,天主教会考虑得十分“周道”,他们发行赎罪券,声称“当购买赎罪券的金币落入钱箱叮当一响,你的灵魂立马上天堂。”

既然都上天堂了,干嘛还要反抗?

在政治层面上,教会为国王加冕,宣扬君权神授,国王再分封大贵族,大贵族再分封小贵族,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反抗他们就是反抗上帝。

教会

这种政治体制也不利于起义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农民起义能够成燎原之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王朝末期,金字塔式的官僚系统失效,朝廷无力掌握基层政权,无法及时应对。

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实行的都是半兵半农,如汉朝的材官、唐朝的府兵、明朝的卫所,对民间持有兵器的管制也不是很严格,起义军和官军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组织代差,完全可以靠数量优势获得胜利。

而在欧洲中世纪,农奴几乎一辈子都没摸过兵器,更不用提训练了。

与此对应,武装力量以职业化的骑士为中坚,他们从小接受军事训练,身披铠甲,骑着高头大马,依托坚固的城堡监视着领地里的风吹草动。

中世纪农民

真打起来,缺乏组织能力和军事素养的农奴根本不堪一击,可能都顶不住骑士们一个冲锋,还没出新手村就被镇压了。

当然,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度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大大小小的领地犬牙交错,天下不止一家,农奴可以选择用脚投票,逃亡到其它领地上,视农奴为私有财产的领主们也不想亏本,一般不会把事情做得太绝,让人没有活路。

在分封制度下,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领主们各自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

农奴对某个领主的反抗,不会被当作对国王和国家的挑战,相反其他领主会报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来围观调停,这种小规模的农奴斗争,历史书上是不会记载的。

中世纪农民

迟到的农民起义

这一切发生改变的契机,既不是宗教改革,也不是文艺复兴,而是欧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黑死病”。

“黑死病”就是鼠疫,它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欧洲,造成2500万人的死亡,占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最严重的英国,损失了近半人口。

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教士、贵族、农奴都不能幸免,从造成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冲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自称代表上帝的教士阶层自身难保,又不能对“黑死病”做出有效应对,使人们对天主教会产生了质疑,虽然还不敢否定上帝,但已经动摇了神权统治。

教会

但丁的《神曲》就是在“黑死病”期间诞生的,书中对天主教会极尽讽刺挖苦,可以看成是宗教改革的先声。

贵族全家死光,那么他的领地就变成了无主地,国家为了保持经济运转,承认了自发形成的新的所有制形式,自耕农阶层开始壮大,这才有了真正的农民。

农奴大量死亡,造成劳动力的短缺,幸存的贵族老爷们突然把农奴当成了宝,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让渡了一些基本权利,原先的农奴也渐渐变成租佃关系的佃农。

还有不少农奴逃出领地,涌入城镇,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获得了自由身,促进了欧洲工商业的发展,在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的共同加持下,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丁《神曲》

此后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开始频繁出现农民的身影,如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81年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1419年胡斯领导捷克农民、手工业者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

1525年,闵采尔领导的南德意志地区的农民起义,以实现人人平等的“千年天国”为旗号,与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开战,坚持了几个月的时间。

受到“黑死病”冲击最大的英国,自耕农比例较高,成为之后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跟随克伦威尔,在纳斯比之战重创王党军。

克伦威尔

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第三等级要求更多权利,大革命中实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高唱《马赛曲》打遍欧洲无敌手。

只有受“黑死病”影响最小的沙俄,一直顽固地保持着农奴制,即便如此,也发生过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起义,而哥萨克就是一种“自由”的武装农民。

所以,欧洲中世纪并不是真的没有农民起义,而是农民阶层出现的比较晚。

后来的农民起义又通过民族战争、宗教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典型的中国式农民起义大相径庭。

参考资料

豆丁网.《西欧农奴制解体探析》

百度文库.《黑死病与欧洲人文精神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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