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法官徐咏梅因为一件小小的民事案件寝食难安……
    拿“白条”来立案的夫妻
    “同志，我想立案。”2015年11月3日一大早，一对中年夫妻来到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范村法庭。
    “啥事儿，说说看。”内勤建华询问起了缘由。
    “今年8月份，我家卖给被告两车红薯，价值四千多块钱，到现在两个被告一直没有给我们红薯钱。”丈夫急忙回答。
    “有证据吗？”打官司是需要证据来说话的。
    “有被告写的一张白条。”妻子赶紧从包里拿出一张硬纸片。
    建华接过那张硬纸片一看，纸上面就显示几组数字，可能是红薯的数量和价钱。
    “这咋能说明被告欠你钱呢？”建华有些不解。
    “反正收红薯的两个人没有给我们钱，我们就要告他们，让法院做主要回我们的辛苦钱，这张白条就是证据，证明他们没有给我们钱，要是给钱了，白条就应该收回。”丈夫说的理直气壮。
    “法院审理案件注重的是证据，如果你们仅仅以现有的证据让法院认定被告欠你们红薯款，证据不充分，你们可能要承担败诉的后果。”建华好心提醒。
    “我们相信法院会查清事实的，如果法院都查不清，哪里还有说理的地方？”妻子一听就急了。
    得，把法院当成侦查机关了。
    立案审理
    立案后，法庭及时向被告大胜和二军送达了相关手续，并定于2016年1月11日14时30分公开开庭审理该案。
    庭审中，原告除了那张写着红薯数量和钱数的硬纸片外，还有几个近亲属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大致证明原告老赵当天卖红薯被告没有给付红薯款，他们自己卖红薯都是拿收红薯人称过磅后随手记得斤数，就像原告手里的硬纸片一样的白条到会计大胜那里开收据，然后拿收据领钱。
    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原告卖红薯次日，被告为原告开具的收据及开票当日的流水账，用以证明原告已经拿着收据领过了红薯款；几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根据交易习惯，他们卖红薯后，都是拿着过磅单，也就是所谓的白票到会计大胜处开具收据，然后拿收据领钱，白票因为没啥用，有时候开过收据后放在了桌上，有时候想回家对对帐就拿回家了。
    因为证人较多，当事人又扯东扯西，说不到正点上，直到晚上7点多钟庭审才结束。
    庭审虽然结束了，但是合议庭在讨论案件时却无法定夺。按照常理而言，如果二被告已经给了原告红薯款，原告应该不会再去向被告要两次钱，反过来二被告年年收红薯，每年几百万的生意，也不应该昧着原告四千多元的红薯款啊。
   “他们这是打的良心官司，可是良心我们没法看啊。”审判长徐咏梅左右为难。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欠原告款，就应该判原告败诉。”法官老高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原告两口子看着那么实诚，我觉得不会要两次钱，可是俩被告信誓旦旦，又有理有据，也不像昧人家钱的主儿啊，真为难！”年轻的陪审员小董不知该站在哪一边。
    “不管错在哪方，我相信错的人一定是一时糊涂，如果是原告错了，他可能因为手里的白票在开收据时没有被收回，按照以前的经验，他认为可以拿着那张票领钱，所以开始向被告要钱；如果是被告错了，可能是因为原告卖过红薯后长时间没有催要货款，就动了贪心不想给原告红薯钱了，这两种可能不管哪一种是真的，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真起贪念的一方即便是受着良心的谴责，也不会承认。因为农村和城市不一样，三里五庄就像一个大家庭，谁有点儿啥事儿一会儿就会传开，所以对于原被告而言官司的输赢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品、面子、尊严的问题了。”徐咏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咋办？”老高摇头。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糊涂”办案，调解结案。”徐咏梅对于能不能调解成没有把握，因为她知道双方现在打官司争的是理，是面子，谁都不会退步。
    调解一波三折
    1月21日，定好的这一天对案件进行调解，天却骤然变得寒冷起来，据说这是这个冬天最冷的一天。上午九点多钟双方当事人来到范村法庭调解室，调解室却只有法官老高和内勤建华。
    “说说你们之间能不能调解。”老高征求双方的意见。
    “能调解，只要被告把钱给我就行。”原告老张表态。
    “法院随便判吧，我们是不会出两次钱的。”大胜没有让步的意思。
    事先徐咏梅和老高已经商量了一个调解意见：让收红薯的大胜和二军出红薯款一半给原告。之所以商量这个意见一是因为被告是生意人，即便是他们已经给过原告钱了，多出两千多块，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事。对于原告来说，因为他证据不足，胜诉的可能性不大，就算是他没有收到红薯款，这两千多块钱多少也弥补点儿损失；二是这种折中的调解结果，对于原被告来说没有胜败而言，这样即保留了因一念之差起贪心者的面子，无形中又化解了双方可能因官司的胜败而进一步激化的矛盾。
    “老张，你先到隔壁办公室，我和大胜、二军单独谈谈。”老高想背对背调解。
    两个小时过去了，老高、建华磨破嘴皮子，双方就是不肯让步。正在老高无计可施的时候，徐咏梅带着孩子来到调解室。
    “徐庭长，你孩子都发高烧几天了，医生不是让住院吗？你咋领着孩子来单位呢？”建华问。
    “我不放心这个案件，刚才先输几瓶液，等当事人走了我再办住院手续。”徐咏梅一边说一边把孩子安排到另一间办公室。
    “徐庭长，这案件调不成。”老高在调解室门口截住了徐咏梅。
    “我再调调。”徐咏梅走进调解室。
    徐咏梅从邻里亲情、法律规定、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等方面分析案情、苦口婆心讲明调解初衷，可是双方就是拉不下面子，就那么撑着，好像谁答应调解意见谁就认输似得。
    “妈妈，我头痛。”不知什么时候，徐咏梅的孩子来到调解室。
    徐咏梅左手搂着孩子，右手继续记着调解笔录，调解继续。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突然，原告老张泪流满面：“徐庭长，您别调了，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只要被告同意，我同意您的调解意见，快带孩子看病去吧。”
    “大胜，看你带多少钱，按庭长的意思给老张，张哥，我们这件事儿到此翻篇了，谁都不再提。”二军急忙掏钱。
    “徐庭长，我外面有车，我送你们到医院。”大胜边掏钱边说。
    案件虽然办的有点儿糊涂，可是当看到原被告又称兄道弟的情形，徐咏梅心中释然！（开封市祥符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