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及清明节祭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实际上是有密切关系的。
    一、清明节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今年的清明节是公历2016年4月4日。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清明节期间了。了解清明节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不仅使我们对清明节这一节日文化的内涵、价值、意义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而且通过对清明节的了解和认识，强化我们对清明这一传统节日的意识，产生对祖先的敬畏感、认同感和感恩感。
    （一）清明
    “清明”两字，根据宋代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中所说：“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是说清明时节，风和日丽，草长莺飞，柳绿桃红，一改冬季那种寒冷枯黄之景象，大地一片清净明洁。《历书》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淮南子•天文训》说道：“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
    这里所说的“清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节气；二是节日。
    由二十四节气演变为节日的主要是“清明”。“清明风至”，正值阳春三月，所以清明节也有“三月节”之称。《岁时百问》一书也曾做过解释：“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可见，在这个时节气温、光照、降雨等自然界都呈现出俱佳状态而得名清明。
    清明节期间，除东北与西北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已升到12℃以上，大江南北直至长城内外，到处是一片繁忙的春耕景象。“清明时节，麦长三节”，黄淮地区以南的小麦即将孕穗，油菜花已经盛开，东北和西北地区小麦也进入拔节期。北方旱作、江南早、中稻进入大批播种的适宜季节，“梨花风起正清明”，这时多种果树进入花期，各地的玉米、高粱、棉花也将要播种。因而，清明时节也正是春耕春播的好时辰。
    （二）清明节
    “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重要的“八节”(农历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也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作为一个节日一般是在公历的4月5日；但其节期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清明最开始是一个表征物候的节气，在春分后半个月，此时春色已浓，阳光明媚，惠风和畅，杨柳垂丝，绿草如茵。由于气温渐渐升高，正好是农耕农忙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说法 。从气候来说，有常言说的“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等农谚。相传其俗起源于西周时期，历史上有“周公作时训，定二十四节气”的说法，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规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也叫做民族扫墓节。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其中规定：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从2008年起，清明节正式成为法定节假日。2009年又将法定1天假改为3天。
    （三）清明节的演变
    清明节在演变中，与寒食节合并，吸收了寒食节的节日内容。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按照古人“冬至百六日为清明”的说法推算，寒食在清明的前一天，即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所以古人往往把寒食延至清明。由于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久而久之，寒食就与清明合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即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故又称“冷节”、“禁烟节”。又因为清明是扫墓祭祖的日子，民间又称为“鬼节”、“冥节”，与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农历十月一日寒衣节（也称“冥阴节”。传说起源于秦时孟盖女为丈夫被抓修筑长城而致死祭奠送寒衣）总称“三冥节”。寒食、清明本来是两个节日，但多个地方民间大都把两个节日合而为一。一般叫清明节，少数地区叫寒食节，但过节却是在清明这天。有些地方自清明节前三日算起，称“大寒食”、“二寒食”、“三寒食”，第四日为清明，人们在这四天内扫墓、踏青。因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又有人称清明节为“鬼门关节”。
    关于寒食节，有一个已流传两千多年的历史故事。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个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烧起时介子推是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还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痛哭不已，在安葬遗体时，发现介子推胸脯堵着一个柳树树洞，洞里藏有一件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写了一首血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诏令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也就是冷食。
    当时，晋文公走时，叫手下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一种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身着素服，徒步登上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折下一支柳条，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传说晋文公祭扫后，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现在民间老人去世后，在坟墓土丘之上有“插柳棍”的习俗。就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带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他勤政廉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到了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并把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菜团和糯米糖藕。每年清明节，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以后曹操看到人们因一个月吃冷食生病极多，就下令不准吃冷食。
    于是，清明节就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有了踏青、郊游、荡秋千、蹴鞠（踢足球）、打马球、插柳、拔河、斗鸡、植树等等户外活动，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增加抵抗力。因此，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伤情怀，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泪，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所以，在中国所有节日中，可以说清明节是一个极富有特色，非常独特的节日。
    二、祭祖
    祭祀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国语•鲁语上》说：“大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礼记•祭义》中也有“礼之五经，莫重于祭”之说，认为“五礼”中祭礼最为重要。而在多个祭祀对象中，祖先祭祀是最重要的对象之一。
    祭祖在我国起源是很早的。根据学人的研究，大概是由灵魂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关于灵魂观念，我们无法具体知道它产生的时代，但根据人类进化的程度，至少可以说是伴随着思维、意识、语言的产生，人们开始产生了最初的灵魂观念。
    在灵魂崇拜中，首先是自然神崇拜。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等。为什么?不认识，敬畏它。认为在冥冥之中有个什么东西在操纵着。为了“求安”便产生了自然神崇拜。求安心理，就是让这些祖先神保佑本氏族或本部落。什么是祖先神？祖先神就是指“图腾”。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下，先民认为一些动物、植物或者是人类的衣食来源，或者被人类视为保护者或生产中的帮手（如某些凶猛的动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功能性的作用不断加强，不断抽象化。因而原始氏族部落相信他们的氏族部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血缘上的联系。认为自己的氏族就是起源于这些动物或植物等，而这些动物、植物就成为他们的图腾。动物图腾如狗、虎、熊、羊、鸟，等等；植物图特如葫芦、灵竹、神树等等。
    其次是生殖器崇拜。先是女性，再是男性。在考古中多有发现。如一些纹饰等。现在的塔，据说就是以男性生殖器而演变来的（现在流行在一些地区民间骂人的话，追溯渊源，可能就与原始时代男女生殖器崇拜有关）。
    随着人类意识、思维的不断提高，到了夏商周，开始由对天神、天帝的崇拜、祭祀的同时，也开始出现对祖先的崇拜、祭祀。祭祖也就真正开始了。
    从祭祖的性质、类型来说，自古以来，祭祖有两种：一种为家族或民族祭祖；一种为国家祭祖。从祭祖的形式来说，在古代因祭祀的对象或时间的不同，分为畤、坛、庙、祠、郊、陵墓等。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说两种祭祖类型和形式，这也是我们今天清明节的主要祭祖形式。
    （一）家族祭祖
    家族祭祖就是以一个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祭祖活动形式。这是我们在清明节经常看到或我们本身参与其中的一种祭祖形式。南宋诗人高翥（zhù)的《清明日对酒》一诗中写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就是一种家族式祭祖。这种形式，就是祭祖者全家或部分成员前往墓地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很早。早在西周时对墓葬就十分重视。东周战国时代《孟子•齐人篇》也曾提及一个被人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前乞食祭墓的祭品，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气已经十分盛行。虽说在西周就有扫墓习俗，但由于那时是“墓而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所以祭扫就不见于记载在古籍里。后来的墓既有墓又有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秦汉以后，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也就被大量的记载在古代文献里。《汉书•严延年传》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东海扫墓地”。就中国人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发达、强固来看，严延年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即“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墓祭得到官方的肯定，墓祭之风为之大盛。柳宗元在他的《与许京兆书》中写道，每逢清明节来到之时，“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
     扫墓遂成为当时社会一个重要风俗。由于中国广大地区有在清明之日进行祭祖、扫墓、踏青的习俗，逐渐演变为华人以扫墓、祭拜等形式纪念祖先的一个中国传统节日，扫墓活动便在节前节后可以延续二十天左右进行。在这期间，人们有个心理习俗，到墓地扫墓是越早越好，一般在距清明十天前就开始了。
    关于古代清明扫墓习俗，在古代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其中一首很有名的诗，就是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是写诗人在清明时节，不能够回家扫墓，却孤零零一个人在异乡路上奔波，心里已经不是滋味；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又下起牛毛细雨，眼前迷蒙蒙的，春衫湿漉漉的。在如此情景下，诗人简直要断魂了！于是便想找个酒店避避雨，暖暖身，消消心头的愁苦，可酒店在哪儿呢？便问牧童哪儿有酒店，牧童指着远处的杏花村里有酒家。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植，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这些记载给我们描绘出了古人扫墓祭祖的生动场景。
    古人对祭祖的重视、虔诚，还反映在扫墓时所使用的祭品上。旧时，扫墓仪式比较隆重。男主人挑着四个小菜和水饺到祖坟，先将祭品供上，然后焚香烧纸，洒酒祭奠。再然后，给坟头压上纸，表示后世有人。还要给坟墓添些新土，一来堵塞漏洞；二来表示虔诚。有的地方说，给坟墓培土，这是给祖先修屋，以防夏天雨大漏水。
    十里不同俗。各地清明节的祭祖是不尽相同的，有繁有简。以我们陕西来说，比如在咸阳长武一带，每族设有坟头会，由会首主持，杀猪宰羊，先在祠堂或神主前举行祭祀礼，再由长者率领男丁到坟前烧纸，然后会餐。最后公布账目，由族户分担。延安地区的黄陵一带，清明节这天除食凉粉和糟糕外，还在节前蒸“罐罐馍”，由家里的孩子提上到祖茔坟地，焚香烧纸，并将“罐罐馍”埋于坟上，又以红、白、黄三色纸剪为花絮，糊在柳枝上，名为“花树”插在坟墓上。
    在外地一些地方，还有“烧包袱”这种祭奠祖先的形式。所谓“包袱”，亦叫作“包裹”，是指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在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讳，如：“已故某府君讳某某老大人”字样。这既是邮包又是牌位。
    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色纸，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将此亦做主牌用。关于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有大烧纸，九K白纸，砸上四行圆钱，每行五枚；冥钞，这是有了纸币之后仿制的，上书“天堂银行”、“冥国银行”“地府阴曹银行”等字样，并有某都城的图案，多系巨额票面，背后印有佛教《往生咒》；假洋钱，用硬纸作心，外包银箔，压上与当时通行的银元一样的图案；有用红色印在黄表纸上的《往生咒》，成一圆钱状，故又叫“往生钱”；还有用金银箔叠成的元宝、锞子，有的还要用线穿成串，下边缀一彩纸穗。旧时，不拘贫富均有烧包袱的举动。是日，在祠堂或家宅正屋设供案，将包袱放于正中，前设水饺、糕点、水果等供品，烧香秉烛。全家依尊卑长幼行礼后，即可于门外焚化。焚化时，划一大圈，按坟地方向留一缺口。在圈外烧三五张纸，谓之“打发外祟”。有的富户要携家带眷乘车坐轿，亲到坟茔去祭扫。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开始流行网上扫墓。也就是在互联网上为逝者创建虚拟墓地或个人纪念馆，然后在逝者陵墓前可以进行上香、献花、行礼等方式扫墓祭拜。网上扫墓也是民政部提倡的一种绿色扫墓方式。
   （二）公祭
    这里简单介绍宝鸡炎帝祠和黄陵黄帝陵清明祭祀情况。炎帝与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所以，清明公祭炎帝和黄帝，也就是祭祖。

（位于陕西省黄陵县乔山的雄伟壮观的黄帝陵）

    从民族祭祀文化的发展演变来说，自中华民族肇始以来，民族祭祀文化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史前和三代，中国古代宗教由产生经过发展达到成熟，出现中国宗教的最高形态，西周天命神学，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的基础；第二个时代是春秋战国，理性色彩浓厚的诸子学说成为主流文化，古代宗教衰落了，祭祀没有被废除，被作出新的诠释，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第三大时代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尊崇儒学的口号下发展，先后经历了儒法合流，祭祀文化则一直延续下来，祭祀文化的内涵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各个朝代的具体祭祀活动有所不同。而起始于史前的炎帝、黄帝祭祀，没有随着历史时代的更替而消失，而是经历了史前、三代、春秋战国和整个中世纪，一直延续至今。

（位于宝鸡市渭滨区常羊山上的气势宏伟的炎帝陵）

    1.炎帝祠公祭
    宝鸡是炎帝故里，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炎帝祭祀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五千年前，炎帝在天台山误尝断肠草后不幸逝世，诞生于宝鸡渭河流域的古“姬水”的“双胞族”兄弟黄帝得知后，亲自上天台山祭祀炎帝。传说黄帝前后祭祀了七七四十九天。今日烧香台，传说就是当年黄帝祭祀炎帝而遗留下来的。随后在《史记•封禅书》里记载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在“吴山之阳”设“设上畤，祭黄帝；设下畤，祭炎帝。”这是目前能看到的以国家名义祭祀炎帝、黄帝最早的史料。从此开创了中华民族以国家名义公祭炎帝、黄帝的先例。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自称“赤帝之子”，祭“五天帝”（炎帝、黄帝、青帝、黑帝、白帝）于“雍”（今凤翔及其周围）。汉武帝刘彻曾多次“行幸雍，祠五田寺”。
    唐代，宝鸡地区开始了立庙祭祀炎帝活动。在今宝鸡市渭滨区浴泉村的九龙泉旁，建起了神农庙；在炎帝仙逝的天台山亦建起了神农庙。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一的炎帝诞生日和七月初七的炎帝忌日，当地群众都要焚香叩拜，祭祀炎帝神农氏。
    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记载，宝鸡修建的神农庙、炎帝祠多达十余处，祭祀活动相沿成习，历久不衰。乾隆三十年重修九龙泉神农祠。
    民国二十年、三十年又对九龙泉神农祠又重修了两次。
    由于历史的原因，1957年前后，宝鸡地区的神农庙、炎帝祠被先后拆毁，祭祀活动亦随之停止。但在民间还有群众在家里供奉着炎帝神农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寻根的兴起，宝鸡学人亦开始了炎帝、姜炎文化的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宝鸡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在原河滨公园易地重修了规模宏大的炎帝祠，渭滨区神农镇与当年的宝鸡桥梁厂联合，在常羊山易地重修了气势宏伟的炎帝陵。1993年8月，宝鸡市人民政府举办了首届“炎帝节”，分别在炎帝祠和炎帝陵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祭祀大典。自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和炎帝忌日，宝鸡市人民政府和渭滨区人民政府都要举行公祭、民祭炎帝活动。2005年10月，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世界华人协会和宝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等全世界一万多炎黄子孙，怀着缅怀始祖虔诚之心，眷念老家之情，参加了在炎帝陵举行的“全球华人祭祖大典”。世界华人协会会长程万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文彬分别代表海内外华人向炎帝陵墓敬献了花篮。

（2011年清明节宝鸡市辛卯年民众公祭炎帝仪式）

    我市公祭炎帝始于1993年。1993年农历七月七，传说为炎帝的忌日，在炎帝祠由宝鸡市人民政府举了首届公祭炎帝典礼（实际上，宝鸡公祭炎帝应该从秦灵公三年（前422）算起，已有两千四五百年的历史）。从1996年起由炎帝忌日七月七改为每年的明节，继续由宝鸡市人民政府主办，改由宝鸡炎帝研究会和宝鸡炎帝园承办。至2013年。从2014年起，由于某种原因，宝鸡市人民政府不再主办，改由宝鸡炎帝研究会（今为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主办。政府主办时，参加人员主要为党政机关和一些事业人员以及社科界代表，每次约3000人。仪式主要有敬献花篮、恭读祭文、瞻仰炎帝像等。宝鸡祭祀炎帝除此清明节外，还有常羊山农历七月七的炎帝陵祭祀，农历正月十一和十月十六的峪泉村神农庙祭祀。

（中共宝鸡市委副书记、宝鸡市人民政府市长戴征社宣读祭文）

    2.黄帝陵公祭
    传说祭祀黄帝始于黄帝去世之时。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可以追溯于有虞氏时代。《国语•鲁语》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宗禹”。而真正意义上的公祭即“国祭”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秦灵公时期。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国祭”黄帝。到了秦汉时期，秦朝和汉朝统治者以祭“五天帝”继续将黄帝列入“国祭”。在畤、坛、郊、庙等祭祀的同时，秦汉以后，开始了陵祭。《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封禅书》又载：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从此以后，除了在黄帝庙“国祭”黄帝之外，又增加了在桥山黄帝陵“国祭”黄帝这一项。
    据文献记载，“黄帝陵”之名是由唐李泰在《括地志》中首次提出。至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鄜州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册府元龟》）。坊州（后改称中部县），即今陕西黄陵县。可见，于坊州黄帝陵庙致祭黄帝，始于唐大历年间。自此以后，在中部县黄帝陵庙祭祀黄帝被正式列入“国祭”，成为国家公祭黄帝的一种行为。至宋代又制礼，三年一享，以仲秋之月，牲用大牢，祀官为本州长官，祝版请御署。金代改为依期降祝版，不请御署。明清时期多由朝廷遣官祭之。最后由礼部议定35处帝王陵寝进行祭祀，其中要求中部县祭祀黄帝陵。同时废除各地“三皇庙”和“十大医师的祭祖”礼制，桥山黄帝陵被列为国家祭祀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
    至今在黄帝陵庙还保存有明太祖、成祖、宣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皇帝遣使到黄陵致祭的碑文。清代对黄帝的祭祀除了在中央历代帝王庙由皇帝主祭外，在黄帝陵庙祭祀，多由皇帝派遣专员祭祀，见于记载的共有30次。因主祭官员均由皇帝派遣，所以，黄帝陵庙祭祀也都带有国家公祭的性质。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笔撰写的祭文碑）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他以大总统身份亲笔撰写祭文。这实际上也是“国祭 ”。
    中华民国时期，在黄帝陵庙共有26次祭祀，其中以国民党中央名义祭祀11次，以国民政府名义祭祀10次。民国26年（1937）四月五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在黄帝陵前举行了共祭仪式。中共的祭文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撰写。这些祭祀均为“国祭”。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祭文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5至1963年，公祭黄帝陵由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人主祭。在“文革”中断了16年后，1980年恢复。1994年起，每年都邀请国家领导人与陕西各界人士参加公祭。1996年中办8号电文规定，从此，每年黄帝陵庙祭祀不再由陕西省政府出面邀请国家领导人出席，而由中央直接派遣。自此，黄帝陵庙的祭祀就完全成为国家公祭的一种行为，而不是地方性的一种祭祀活动。
    这种国家祭祀，还体现在历朝历代由皇帝下诏、朝廷筹资或由国家出资、出政策对黄帝陵庙的整修上。自汉代立庙、唐代扩建、宋代迁址，一直到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重修、整修黄帝陵达30多次。
    根据《册府元龟》记载，最早一次是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代宗采纳了鄜坊臧希让的建议，重修和扩建黄帝庙。经过两年的施工，于大历七年竣工。到了宋代，据《陕西通志•艺文志》录存的宋李昉《黄帝庙碑记》载：宋太祖开宝五年（972）赵匡胤下诏，对包括黄帝陵在内的前代功德昭著的帝王“庙貌坠而享祀寂寞”者，“当命有司，遍加兴葺”。于是，黄帝陵庙得到了重点修缮，增加了庙院、山门、过亭和大殿。为了不受沮河水的侵袭，便于祭祀，将原庙迁至桥山东麓。元至正元年（1341），元惠宗降旨，重修了由大火焚毁的保生宫，并对整个黄帝陵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明代先后对黄帝陵庙进行了六次整修。
    第一次为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大臣考察得知黄帝陵庙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后，旋即下旨由朝廷拨出银两，派专人负责修缮。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题字碑）

    随后，明太祖还在黄帝陵设立五品护陵官。明洪武七年（1374）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黄帝像。嘉靖四十二年（1563），见庙中道人生活困难，免除黄帝庙地税，以后历朝历代沿用。并在这一年，还降旨拨银400两，修缮黄帝陵庙。以后的天启元年（1621）、崇祯九年（1636）两次由朝廷拨出银两，对黄帝陵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修整后，黄帝陵庙“栋宇辉煌”、“烨然改观”。清代分别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下诏，先后对黄帝陵庙重修了12次。这在《重修轩辕黄帝庙碑》《重修轩辕黄帝庙募缘序》等碑文中均有记载。    中华民国期间，黄帝陵庙先后得到国民政府和有关方面人士的4次整修。分别对黄帝陵道路、围墙、碑林等进行了修缮。设立了黄帝陵庙管理所、古物陈室、奉祀官等。在进一步完善黄帝陵庙硬件设施的同时，对其软件也做了进一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行了8次整修。最早的一次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根据陈嘉庚的建议，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落实，对黄帝陵祭祀亭、陵墓砖花墙等进行了修缮和新建。随后，毛泽东主席还委托郭沫若题写了“黄帝陵”。以后的1959、1963、1964等年又进行了几次修缮。最近的一次整修是从1992年开始，分两期工程，前后历时12年。从整修规划的制定、资金的落实等方面，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受到了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的支持。第一期工程，国家计委拨款500万元。 

（邓小平同志为黄帝陵题字碑）

    1990年，在整修未开始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同志在陕西视察期间，就对整修黄帝陵庙作出明确指示：“一定要把黄帝陵整修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整修后的黄帝陵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规模都要大，建筑都要宏伟。
    为了加大对黄帝陵的保护，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2006年黄帝陵祭典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又被确定为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
    除了上面说的家族祭祀祖先、公祭炎黄二帝外，现在还把这种祭祖扩大到祭扫烈士陵园。到了清明节前后，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小学校组织干部职工、学生到烈士陵园或故居祭奠英雄烈士，学习英雄事迹。

（2015年陕西省举行乙未年清明节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3.祭祖的意义
    （1）在古代，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不论是家族式祭祖，还是国家式祭祖，其意义即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有返始报本作用。《礼记•郊特牲》所说：“祭有所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就是说，祭祀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求福、有的是为了报答，有的是为了辟祸。但把报答至于首位，祭祀是为了报答祭祀对象的功德。
    二是有人伦教化作用。就是说祭祀是 “教之本”、“教之至也”。古人的人伦关系主要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即“五伦”关系。教化就是要遵从这五伦关系。在这“五伦”关系中，核心是君臣和父子。《礼记•祭义》说：“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怎样才能做到尊君、孝亲，根本的途径就是教化，而教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要重视祭祀。君主在祭祀过程中，表达出对祖先的深情和崇拜，竭力办好祭祀以报答祖先，就是做出了榜样，就是在进行孝的教化。因为古人很重视身体力行的教化作用。
    三是有“致天下之和”的作用。通过祭祀可以致和达顺，也就说可以团结家族、民族，凝聚人心。用四个字概括，即“慎终追远”。《论语•学而》载曾子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地祭祀追念远代祖先，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荀子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仪之文也。”这句话说明，生和死要看得同等重要。这不仅是对故人的追思、感恩，更在于其中传递一种生命意识，也就是对活着的人生命的一种热爱和关怀。
    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对祭祀者来说，要注重恭敬虔诚。祭祀的原则是“敬享”“贵诚”，要有发自内心的恭敬虔诚。《礼记•祭义》说：“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意思是说祭祀死去的父母与奉养活着的父母一样，最为重要的是恭敬，要有真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不参加一点私心杂念。用张岂之先生的话说，就是“心祭”重于“形祭”。
   （2）在当代，我们在清明节公祭炎帝、黄帝，具有以下意义：
    一是有利于增强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所谓认同，不管是心理学解释，还是社会学解释，归结到一点，即二者皆有 “共同的想法”或是“内心的默契”。
    认同感，在管理心理学中，是指群体内的每个成员对外界的一些重大事件与原则问题，通常能有共同的认识与评价。
    民族认同感也就是民族认同意识，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它有狭义、广义之分。
    狭义的民族认同感是指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心理素质。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
    广义的民族认同感不仅包括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情况，而且还包括个体对他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情况。
    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是重叠的，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是较民族认同更高层次的认同。
    民族认同感包括以下几个要素：民族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和民族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等。
    在今天，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民族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对华民族的认同即认同感。
    现在，我们通过一年一度的公祭炎黄活动，认同中华民族源于炎黄而形成为“多元一体”；认同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而形成为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符号；认同今天的中国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56个民族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共有祖国。以此可以看出，认同、认同感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说，千百年来，无论是华夏/汉民族，还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凡是生活于大陆或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对炎黄二帝这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崇敬，对炎黄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中华儿女自古以来自称为“炎黄子孙”，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意识，就是最好地说明。例如，尤其在时隔数千年后的今天，在停止公祭炎帝、黄帝近百年的今天，炎黄二帝的祭祀，且能迅速兴起，其参加人员之多之广、影响之大之深，除与所在地政府的倡导、支持有一定因素外，其深层原因缘于与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认同是分不开的。例如，自2010年起，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等社会团体每年组织岛内60余家神农宫庙的信众及台湾企业联合会成员及台湾各界代表五六百人赴湖南炎陵县炎帝陵，与当地民众共同举办祭祀炎帝典礼、开展文艺演出活动、召开炎黄文化研讨会、举办经贸洽谈会等。

（2009年清明节宝鸡市举行乙丑年全球华人祭祀炎帝大典）

    另外，台湾专家学者和神农、黄帝宫庙的信众，还多次前往黄陵、宝鸡、随州、高平等地，参加公祭炎帝、黄帝典礼和学术研讨会或论坛。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经济交流活动，加强了两岸同胞的认同，增强了两岸人民的互信，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参加2014年随州甲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所说：“举办寻根节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很能触动和凝聚全球华人尤其是两岸四地炎黄子孙的感情。”
    公祭炎帝、黄帝“已成为整合居民向心力的表征”。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先生亦说：“黄帝的形貌如何较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确确实实存在于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一股力量。”据赵建昌、高强二位先生问卷调查统计，全国有92.6%（黄帝）和82.6%（炎帝）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祭祀炎黄二帝，认为祭祀炎黄二帝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是培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

（黄帝陵广场上的轩辕黄帝手植柏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

    那么，为什么公祭炎黄二帝能增强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我们说今天公祭炎帝、黄帝，摒弃了作为天神的炎帝、黄帝观念，淡化了作为帝王的炎帝、黄帝观念，重新突出了作为祖先的炎帝、黄帝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公祭炎帝、黄帝，是从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和伟大复兴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此基础上必然产生其认同心理，即认同感。
    我们说，国家认同又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为前提的。没有民族的认同也就没有民族的凝聚、国家的认同和统一。尤其对我们这个有着众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只有民族的认同、凝聚，才能谈到国家的认同和统一；只有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民族的凝聚，才能上升到对国家的认同，才能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否则，国家认同和统一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沙滩楼阁。回顾中国的历史，每当一个王朝的更迭，为什么新登基的皇帝往往要将炎黄与其祖先和其他帝王一样进行祭祀，就连少数民族的皇帝也不例外，自称自己为炎黄二帝的后裔，其目的，就是增强对其皇权的认同，增强朝廷内外、上下的凝聚，进而提高对国家（朝庭）的认同，以巩固其皇位。所以，今天我们公祭炎黄则是达到民族认同、民族凝聚，进而实现国家认同、统一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形式。
    二是有利于传承中华文明。
    今天，我们公祭炎黄二帝，既可认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族和文明，这是与炎黄二帝的伟大贡献分不开，同时也可感受到我们今天传承中华文明责任的重大。更何况，祭祀的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传承，一种礼仪文明、感恩思想、孝道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位于黄帝陵广场上象征中国古代文明的战鼓与鼎）

    三是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从文化的发生学来说，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和根，是民族文化的血脉和基因。而从炎黄文化的广义来说，炎黄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并指出，要把“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弘扬起来”。今天，我们公祭炎黄二帝，实际上就是在弘扬炎黄文化，也就是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礼记•祭法》中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葘则祀之，能悍大患则祀之。”

    这是说，凡是受到人们崇敬和祭拜的，都是有功于国家和老百姓的功臣和英雄。在公祭活动中，人们通过特定的仪式和空间建构，通过聆听祭文祭乐、观赏古典歌舞、体验祭祀礼仪等这种“活起来”的传统文化，通过在庄严肃穆氛围中慎终追远、感怀先祖的丰功伟绩，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和内涵，一方面可以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尤其是对人们的心灵、意识、思想形成等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它会像细雨润物、潜移默化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对人生的思考，促进社会的进步。
（参加公祭轩辕黄帝仪式的歌舞队伍）
    四是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又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交融，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上升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而追溯中华民族精神之形成，与炎黄时代、炎黄精神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炎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又是对炎黄精神的融合和升华。

（参加公祭轩辕黄帝的小鼓手）

    炎黄二帝在其发明、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所产生的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现在和未来，还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富强和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公祭炎帝、黄帝，从中可以强烈感受到炎黄精神的存在和其生命力，受到炎黄精神的感召、激励和教育。再说祭祀的过程本身也就是对炎黄精神的肯定和弘扬。我们说，弘扬炎黄精神实际上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践行、培育和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而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其重要内容就是炎黄文化、炎黄精神。所以，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离不开继承、弘扬炎黄文化、炎黄精神。
    总之，我们今天公祭炎帝、黄帝，不是曾经有人所说的是一种宗教信仰活动，更不是一种敬神的封建迷信活动；也不是个别地方政府仅仅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吸引人气，拉动旅游，而是有着深刻地内涵和价值。它不仅对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且对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民族和时代精神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霍彦儒，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宝鸡市社科联研究员，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宝鸡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副总编，宝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组成员，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主编、撰著出版了《孺子文集》（上下）、《炎帝故里》等20多部著作，达1000多万字。在国家级报刊《光明日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章）150余篇。主持和参与承担了《中国节日志•祭炎帝》等国家、省、市哲学社科基金课题6项。筹办和主持《炎帝与汉民族》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4次。主编的《陕省志•炎帝志》、《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合著）等著作和论文。荣获国家、省、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和古籍图书奖10余次。
张自强，中共岐山县委党校原副校长，现为中国管理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经济发展调研办公室特邀调研员；陕西省党史学会会员、经济学会会员、楹联诗词学会会员；宝鸡市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员、国学研究会理事、楹联诗词学会理事；岐山县政协文史研究员、老科协会员、老科社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文化研究会会理事、楹联诗词学会理事、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熟悉文史研究工作，主编《中共岐山历史》，获陕西省党史研究优秀成果奖、宝鸡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主编《宝鸡市法院志》、《岐山县农村工作志》，参加编辑《岐山县志》。发表文章150多篇。获奖40多次。出版专著《黄土地上的轨迹》，获宝鸡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