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认为，宗教的作用，在于劝诫人们一心向善，这一点是有益于国民人格培育的。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文化里一直崇尚孔孟、老子的学说。道家崇尚雌退，主张 “无为”，儒家崇尚“礼让”，而佛家则主张“一切皆空、皆无”。
陈独秀认为这些虽然都不算是宗教，但是却起了宗教劝善的作用。老子崇尚雌退，不与人争；儒家崇尚礼让，事事以“仁”；佛家则以空无为主要宗旨。
这三者不仅都给人们心灵上以某种慰藉，同时也给出了世人为人处世的原则。这都有利于善的社会的建设。而在各种宗教中，基督教的劝善功能则更为突出，为此，陈独秀也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
首先，陈独秀认为，作为原始情感冲动的宗教是理性的一种补充。陈独秀认为，“人的理性固然重要，但是自然情感的冲动，更不能看轻。”他还用梁漱溟的话来证实自己这一论点。梁漱溟先生说:“一个人所产生的动作，并不是由理性的知识指导的，而是由人的欲望和情感所支配。”
梁漱溟认为，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单靠理性的知识是不够的，根本的还是得让人们在内心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人类的理性知识只负责告知我们问题的存在，要真正认识到问题还得靠人类的情感，陈独秀对梁漱溟所说的这番话是极为赞同的。
陈独秀对比了支配中西方人心的两种不同的最高文化，认为这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不在于哪一方更偏重情感与欲望，而在于在同样的一种欲望和情感中，二者的偏重点不同。
中国偏重于道义，而西方偏重于宗教的情感。陈独秀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支配人心的最高文化，其实是存在共性的，二者都是属于精神层面，属于精神范畴。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伦理道义更倾向于人的理性，而情感则倾向于人的本性，是一种超理性的本能。
我们不能轻视伦理道义，但是出于人的本性的自然情感，我们更该看重。而且，陈独秀认为，在中国的文化中就是缺少了这样一种近于人性的、自然的、宗教的情感。更进一步，陈独秀认为，在时下中国，缺少这样一种情感的不仅仅表现在伦理道义方面，在文学上同样存在。
文学本是以表现情感为主题，但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没有了伦理上的情感，而更多的是打上了物质的烙印。通过种种的对比，陈独秀总结出致使中国社会麻木不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文化源泉中缺少了自然的、超理性的情感。因为人的本性受到社会的多种压抑，才会有那么多人选择自杀。
陈认为，要拯救中国社会，改变中国社会麻木不仁的状况，就必须输入中国社会所缺少的东西——美与宗教。
其次，陈独秀认为，宗教中牺牲、宽恕、博爱的精神给人的心灵以支撑。他认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并且把牺牲、宽恕、博爱视作基督教的根本教义。
陈独秀首先为自己以前未能正确认识基督教而认错，他呼吁国人今后要摒弃对基督教的偏见，呼吁人们在基督教问题上要有更为深刻的觉悟，要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把“耶稣的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浓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液里”。
只有这样，才能将国人从麻木不仁、堕落、黑暗、污浊的社会中救起。而且陈独秀把这样一种有着“神奇功效”的基督教，作为中国人的“新信仰”。
在那个思想剧变的特殊年代，宗教的很多良性作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如给人以慰藉、规制人们的贪欲、培养责任感和同情感，及促进人们良好行为和习惯的养成，教人们热爱自己的同胞。
“五四”时期，思想大剧变，种种思潮冲击着人们的大脑，观念的颠覆、思想的矛盾与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诸多困惑，也由此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青年自杀。
陈独秀分析认为，社会压迫是造成青年自杀的根本原因。而基督教是极端反对自杀的，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犯了自杀罪的人不能够到天堂。基督教的教义教人牺牲、宽恕、博爱，可以很好的劝慰人们。
由此，陈独秀开始思考基督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人活在社会中，必然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挫折，人的内心也极易在受挫或困惑时崩溃。如果这时，能够发挥宗教的规劝作用，那这样的悲剧就可以避免。因而，陈独秀认为，人的心灵需要有宗教的情感来支撑。
用宗教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宗教的心理功能，即宗教有助于消除由各种消极思想，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的威胁。因为大多宗教是以爱为第一原则，教人们友善、乐观地面对生活，并且通过或深刻或浅近的教义，来为个体及群体提供心理补偿。
众人所熟知的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实际上也是对宗教心理功能的一种诠释，只是人们在特殊的时境下，对这句话的解读过于注重其间的宗教批判因素，而忽视了其心理功能方面的成分。
当然，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宗教确实会有麻痹人民的斗争和反抗意志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的人来说，抱怨社会或者愤世嫉俗对他们是无济于事的。
这些消极情绪的积压，只能导致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发生。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挥宗教的心理劝慰功能，帮助他们缓解怨恨，将有助于他们以一种较平和的心态，来处理人生中更为现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