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指挥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闸北区，电厂工人围攻闸北警察所，连续战斗两天一夜，战斗十分激烈。
在宝山路的工人队伍中，有一位短发齐耳、圆脸大眼的年轻女学生冲在队伍的前列，或高呼口号，或举枪射击，特别引人注目。
她就是长兴人民的好女儿、为革命事业四次被捕入狱而坚贞不屈的沈秀英，也是长兴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第一位女烈士。
聪慧的“童养媳”
沈秀英，1900年出生在长兴县包桥乡童家村（现画溪街道包桥村童家自然村），乳名梧珍，又名沈方中，化名沈忏英、沈茵。
沈秀英的父亲沈希堂，有良田八百亩，娶有三房太太，沈秀英是长房太太的第三个女儿。父亲望子心切，前两个女儿利珍、亭珍出生后，满指望“停止生女儿”了，却不想老三还是个女孩，便大失所望，于是沈秀英出生16天就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后来，沈秀英的弟弟沈载培六七岁时，沈希堂为幼子请了一位私塾先生，并接沈秀英回家陪读。沈载培因体弱多病，读书有些吃力，沈秀英虽是陪读，却天资聪颖，又十分用功，读、学、背、诵，样样出色，深得私塾先生喜爱。
后来，先生撮合她给长兴名人、县两等女子小学校长丁凤元、戴毓儒夫妇做义女。此后，沈秀英便在县两等女子小学读书。
丁凤元夫妇是长兴新式教育的先驱者，思想先进，常教育义女要积极上进，争取做一个有知识、有抱负的人，这对以后沈秀英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几年后，沈秀英转入长兴县立箬溪高等小学就读。
“觉醒”的女青年
1918年，沈秀英考取湖州省立三中师范部。就读期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全国掀起爱国学潮。
沈秀英与爱国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游行宣传，受到了爱国思想的教育，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她学习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省立三师的优秀学生。据同学傅如圭等回忆，沈秀英在学校里虽然成绩优异，但却总是很不开心。这大约是她一直在担忧童养媳一事吧。
1922年，沈秀英师范毕业，回乡任教于县两等女子小学。
这之后发生了最令沈秀英欣慰的事，因为她读书成绩出色，越来越受到原先重男轻女的父亲的喜爱，不仅愿意供她继续读书，而且为她解除了早年童养媳的婚约。这让沈秀英无比高兴，终于可以自由地寻求救国真理和自己的爱情了。
1925年春，沈秀英考进上海大同大学。当时正处“五卅”运动前夕，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正日趋高涨，她初步接受了反帝反封建、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思想。
为继续寻求真理，她于当年秋毅然转到了党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大学学习，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到青年女工中去，教育她们要团结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
1925年冬的一天，沈秀英在沪西小纱渡路一家日本纱厂门口，向女工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被巡捕逮捕入狱。面对外国资本家，沈秀英毫不退缩，提出要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不准打骂工人、不准无故开除工人、增加工资等要求，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后经上海学生联合会营救出狱。随后，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沈秀英遇上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孙金鉴（字秋生）。孙金鉴出生在江苏东台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因组织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翌年春，为反抗包办婚姻来到上海，进入了上海大学，并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相同的命运、相同的志向，使两个年轻人很快产生了真挚的感情。
1926年秋，沈秀英与孙金鉴缔结连理，共同走上了革命道路。婚后，孙金鉴先后担任杨树浦、吴淞、闸北区委书记，沈秀英协助丈夫，在杨树浦、闸北、吴淞一带做青年女工工作，在纱厂女工中组织工会。
1927年春，沈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激情”的战斗岁月
1927年3月，沈秀英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指挥发动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沈秀英在闸北区宝山路一带，指挥工人队伍同军阀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她冲锋在前，连续战斗两天一夜，表现十分英勇，不仅受到领导和同志的高度评价，而且感染了很多人。
虹口的一批小学生，受她影响，跟随她到闸北宝山路附近支援工人的斗争，围攻残敌，深夜不散。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秀英仍在闸北坚持革命斗争。一天，和她联络的闸北区委小交通员因身带手枪被敌人逮捕，暴露了沈秀英的住地，致使她第二次被捕。
关押期间，她机智地和小交通员统一了口径，坚持说手枪是战乱时在街上捡到的，从而使案子无法审定，后来通过她在淞沪司令部任职的一位老师帮助，经其父保释出狱。出狱后，沈秀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在上海战斗的岁月里，沈秀英经常向家里要钱以支持革命活动，这让父亲颇为不满，以至于后来给她的钱越来越少，但沈秀英已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家里的不支持丝毫动摇不了她的革命信心。
1927年冬，沈秀英化名沈忏因，接受党组织派遣，与丈夫孙金鉴至江苏东台县任中共东台县委委员。沈秀英以国民党东台县妇协主委的公开身份，和共产党员陈雪生等在东台的母里师范、县立中学、大丰垦牧场和�薏琛⑸蛟畹鹊孛孛芊⒄沟吃保�建立党支部；还在今海安市南莫镇的莫家庄、青墩等地组织农民协会，斗地主分田地，为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做积极准备。
1928年春，中共南通地委书记黄逸峰至东台，因叛徒出卖，黄逸峰、沈秀英等俱遭逮捕，被押往南京江苏特种刑事法庭受审，先后被关在南京看守所和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沈秀英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后经党组织和亲戚营救获释。此时，中共东台县委已遭破坏，加上丈夫孙金鉴旧病复发，情况愈发艰难。
是年秋，沈秀英携丈夫回到长兴老家。沈秀英常年奔波在外，已多年没有回家侍奉年迈的父母，可在沈秀英眼里，革命事业大于天，在家待了几天就到城北小学去教书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其间，她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邀集一些进步人士，商讨国家大事。同时，利用课堂，积极宣讲党的进步主张，激发学生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
1928年12月，大女儿在长兴出生，沈秀英夫妇一直把她带在身边，一方面是便于照顾，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他们从事革命工作的一种掩护。
1929年夏，孙金鉴的病情基本痊愈，沈秀英夫妇重新回到上海，组织上安排他们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孙金鉴任团省委秘书长。
1930年冬，党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仁兴里10号创办高级干部培训班，为各省培养输送主要领导干部。王稼祥安排沈秀英夫妇搬到干训班机关，孙金鉴负责干训班的日常事务，沈秀英任干训班联络员，负责在中央机关做传递中央文件和秘密联络工作。沈秀英胆大心细，机智灵活，工作非常出色，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夸奖。
其间，两个儿子先后在上海出生，但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沈秀英身处的环境十分险恶，随时都有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沈秀英只好忍痛把他们送到长兴，分别由守寡的大舅母及奶妈抚养。
“江姐式”的女烈士
1932年9月20日，组织上通知沈秀英夫妇去皖南开辟新的工作，这时中央突然来电告知派往河南、曾在干训班学习过的章某叛变，要他们随时准备撤离。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沈秀英必须尽快通知相关联络站，通知完毕后已是中午，她立即赶往干训班机关，想帮助丈夫尽快处理掉中央文件，不料干训班已被特务包围，当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二楼亭子间，敌人就破门而入――沈秀英夫妇和3岁的女儿同时被捕，这是她革命生涯中第四次被捕。
为了使年幼的女儿免受牢狱之苦，沈秀英写信给她在湖州女师的同学杨端如，由杨端如领大女儿出狱并交给杨的母亲抚养，并改姓杨，而她自己则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生命的准备。
沈秀英被捕后，因“案情重大”惊动了国民党当局最高领导层。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大喜过望，立即给上海去电，称“此案与剿匪区另案牵连，实有并案鞠询之必要”。亲令上海市警察局将沈秀英移送南京模范监狱关押，妄图从沈秀英一案打开缺口，一举破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
10月8日，沈秀英被押解到南京，关押在南京监狱一个单间，严加审问。敌人多次严刑拷打，沈秀英始终坚贞不屈。后来，敌人见逼供不成，便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长兴同乡杨某来规劝沈秀英自首，并告诉她原省立三师的同学孙禄卿（陈立夫之妻）愿意帮忙。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沈秀英大义凛然，丝毫不为所动。
沈秀英这次被捕是在分娩后不久，牢房密不透风，由于产后体弱加上敌人在狱中的残酷折磨，入狱不久她就患上了白喉，病至垂危，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而敌人恨其宁死不屈一直未给予医治。
即使生命垂危，沈秀英并没有因此松懈斗志，仍以顽强的毅力同敌人作斗争。沈秀英入狱后，党组织曾想方设法组织营救，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已将此案列为“要案”，监狱戒备森严，几次营救均未成功。
当年12月11日，沈秀英病逝狱中，时年32岁。
沈秀英牺牲后，丈夫孙金鉴痛不欲生，饱含深情地写了一首悼念诗，至今读来仍然让人潸然泪下：
萧萧风雨里，行行倍酸辛！犹忆半载前，同被解金陵。金陵死别地，离去泪依依！狱卒催趱程，牵曳不稍迟；钟山望中远，登车车飞驰。
远别尔知否？宛见遥挥手。魂兮归何处？雨花台上愁！欲伴此身累，长嚅惊难友。中有刘氏女，曾与尔同囚。叩问尔死因，言尔卧病久。
斗志铁石坚，病躯染白喉，医疗不可得，生机化乌有！垂危难言动，惟手�研男兀缓砣�语千端，心汇悲万重；余气如游丝，延存八九钟。
伤哉不死心，女狱哭声恸！牢狱即地狱，折磨甚屠戮！彼言有余恨，邻座皆注目。惨象略刻划，我心似折摧！拭泪泪�M迸，吞声声幽咽。
人皆有一死，卿死何惨痛！生命业巨响，号召千万众！何日收卿骨，悼念复歌诵。
沈秀英烈士的遗体初葬在江苏南京雨花台。1935年，出狱后的孙金鉴与沈秀英弟弟将棺木用船运至江苏东台县莫家庄。1961年迁葬于江苏海安县烈士陵园。
(长兴乡贤文化工作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