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独立起源并且延续至今而未中断的文明，然而，受战乱损毁、君主专制集权等因素影响，原本有完整史书记载脉络的中国历史，出现了严重的缺漏。

目前，我国史书记载的确切纪年的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而在此之前历史年代均模糊不清，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

司马迁在著《史记》时也曾提到：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也有年代记载，但年代模糊且不一致，所以弃而不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三代各王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

1995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在印度、埃及等国访问时，见到对方国家博物馆在讲解本国历史时都有一个历史年表，文明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而我国的博物馆要么没有年表，即使有，所标年代也是千差万别。

要知道，埃及有确切年份记载的也就公元前664年，比我们的公元前841年还要晚170多年，但埃及通过将史书记载的天象与现代天文学知识结合，确认了中王国与新王国的年代框架，重塑了历史年表。

把我国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年代搞清楚，成为宋健的目标。

1996年5月16日，在宋健的积极倡导下，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经过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多位专家长达5年的努力，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对外公布。

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刚一发布就遭到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批评和质疑，特别是西方学者对报告极不认可，在报告公布的第二天，即2000年11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即刊载了颇具争议的文章《中国：古老历史引发现代质疑》。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爱德华·肖内西称“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希望将历史记录推回到公元前三千年，让中国与埃及相提并论”。

斯坦福大学汉学家倪德卫甚至扬言“国际学者会将报告撕成碎片”。在这一背景下，繁本成果报告迟迟未能通过（繁本指的是内容规模更大的报告，并非繁体之意）。

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公布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会招致西方学者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共10万字，核心内容便是《夏商周年表》的公布，即夏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朝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

年表的公布，廓清了夏商周三代的纪年迷雾，将中国5000年文明的链条重新接续贯通，特别是综合文献、考古、天文的研究成果，将夏朝的创始和终结的年代梳理清楚，从公元前2070年建立，到公元前1600年被商汤推翻，夏朝的历史逐渐清晰明朗。

也正因为夏朝第一次被如此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那些原本主张夏朝属于神话传说的西方学者，认为断代工程成果一定是受到了政治影响。

在2002年4月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年会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质疑，全部都集中在了夏代是否存在、古史年代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触及夏商周年代学的具体分歧在哪里。这种质疑已经超脱了单纯的学术范畴。

部分西方学者的思维逻辑是：中国学者和人民不应该庆祝他们的悠久历史或为他们的古代遗产感到自豪。和埃及考古学领域的研究一样，中国古代的成就应该由外来者尤其是西方学者来推动，他们才是决定中国古代文明价值和有效度的终极裁判。所以，即使文献记载、二里头考古发现可以验证夏朝的存在，但对于手握文明判定标准的西方学者而言，中国人以自己的文明标准去确信夏朝，是沙文主义的表现。

虽然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自公布之日起就饱受质疑，但现有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夏商周三代的始年并未超脱断代工程所判定的时间框架。特别是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众多遗迹的考古发现，已经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而夹裹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600年中的夏朝，也就绝不可能是所谓“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出来的”。

正如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所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