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社会主义要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与马克思生前所设想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取得胜利。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建国60年来，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路，期间，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物质基础；苏联模式；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要以现代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发展为先决条件，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工业充分的发展，才能创造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依赖的物质基础。当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在强大的国家政权指导下，可以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业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1]在中国，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恰恰就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事实。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给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难题。不过，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这一客观事实，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的规划。中国从此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的艰难历程。                          

一 照搬苏联模式时期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社会安定，共和国开始为实现社会主义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而奋斗。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方面远不如在革命方面的经验丰富。在选择发展模式上，由于其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按照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加之当时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加以封锁，中国主观上不指望客观上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获得援助。只有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一直与中国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唯一为中国提供在社会主义政治领导下，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典范。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2]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成了一个全面模仿苏联模式的时期，即实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一五期间，采用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原定的1957年完成的指标到1956年就提前实现。五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9%，其中工业年递增18%，农业年递增4.5%，轻工业年递增12.9%，重工业年递增25.4%。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到1956年便已超过51%，1957年达到了56.7%，[3]这为中国奠定了稳固的现代工业基础。此外，在苏联的财政和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第一次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卡车拖拉机，虽然只是向前迈开了一小步，但它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曾经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一五计划照搬苏联模式，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这种观点源于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及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之上，不具备马克思所设想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物质前提。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状况形成矛盾，不可能采取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5]这样随着计划配置资源及其管理机构先后建立和完善，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进一步要求国家政治体制官僚化，其直接表现是：负责和组织经济发展的专门机关扩增和权力集中。它带来的社会后果，就是出现了社会的不平等。最明显的不平等就是城乡之间的差别，为了城市的工业化，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就相对薄弱；同时为了以低价获得足够的农产品，保证市民的生活消费和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国家建立了统购统销制度。这样在城市工业化向前发展时，农村经济却停滞不前，城乡二元对立日趋严重。

1957年，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它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然而照搬苏联模式已经显露出弊端，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大，客观上要求党这时对社会主义道路应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探索。

二 毛泽东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

如同毛泽东告诫人们的那样：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6]一五计划模仿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端使党摒弃了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但是在摒弃的同时也把综合平衡的经验否定了。经济发展开始采用跃进式超赶发展战略，企图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尽快的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经济建设中，人们开始依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不断提高计划指标。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7]于是，以“大”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迅速在全国建立。所谓大，就是政社合一，乡政合一。所谓公，就是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这些原则大部分是来自马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但是，马列的这些设想是以现代工业充分发展、高度专业化劳动分工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劳动集体方式为前提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随着这些前提条件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人为的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的产物。这一点从毛泽东的“一穷二白”理论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但是，毛泽东不再把经济落后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障碍了，反而把它看作进军共产主义的优势。在他看来，仅仅实现物质的发展，只能让当前的社会制度越来越巩固，越来越稳定，也越来越妨碍变革。相反，趁穷过渡可以减少变革的阻力，更有利于过渡到共产主义。

“趁穷过渡”实际上就是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因为它离开具体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在分配即生产关系方面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热衷生产关系变革并不表示毛泽东不再重视经济发展。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8] 但他更关心的，是利用什么手段达到快速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他看到，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同时社会出现了新型的行政和技术精英阶层，官僚主义盛行；工业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因分工不同差距日趋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方向越来越背离最初设想的共产主义目标。为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应对生产关系和所有制进行改造，提高公有制程度，达到真正的平等，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人民公社运动的结果表明，新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促成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反而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思想使自私的人们去占集体的便宜，出工不出力，结果导致怠工浪费。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实现物质的公有制，人们精神中“私”不去除，共产主义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必须先要进行思想革命，把人的私心转变成公心，只有人变成一心为公了，其积极性就能促进生产力飞跃，共产主义的目标也就实现了。于是，一场为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 [9]的造就新人的理想目标开始付诸实践。但自此，“斗私、批修”的阶级斗争开始扩大、升级，最终引出“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判断。对此，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发动群众行动，自下而上地推翻走资派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指导原则。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他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反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出现重大失误。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呢？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上,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11]同年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1]1986年，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0]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本质论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我们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为，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它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直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社会先进，但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却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这一国情，邓小平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实现战略目标，我国进行了全面改革，这也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得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整个社会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集中体现一以贯之地来实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宏伟蓝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此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使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胡锦涛多次就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作出重要阐述：“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可以看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重在将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经济能力以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方式体现出来，逐步消除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和谐的消极因素，为人民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创造各种社会条件。

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只有理性的认识指导实践，才能发挥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再次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只有坚持对社会主义认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科学地规划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117

【3】张琢 马福云．发展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林毅夫 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8】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3）

【9】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魏智军  电话：1376569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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