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转岗从事纪检工作后，七十多岁的父亲又多了一块心病。
    不管我在哪个岗位工作，父亲似乎都是担心不断，心病连连。

    1992年6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芷江二中当老师。在上岗之前，父亲就先给我打了一支“预防针”：要安守本分，好好教书，要对得住家长和学生，千万不要误人子弟。教书近6年，我几乎都是在父亲这样的叮嘱中渡过的。1998年1月，我告别了三尺讲台，坐上了三尺法台。在跨进芷江法院的大门之前，父亲自然忘不了对我进行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反复告诫我，办案要像包青天那样公正无私，为民伸冤。承载着父亲的期望，在法院工作的近18年时间里，不管是从事审判工作，还是从事调研、信息、宣传工作，我都认真干事，清廉做人，多次受到省、市、县表彰。当我拿着全县十佳政法干警、全市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全省法院先进个人、全省优秀法官等荣誉证书向父亲报喜时，父亲长长地虚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我思忖，父亲这些无声的表情也许是对我法院工作表现掷地有声的肯定与褒扬吧。
    从此以后，父亲的告诫和叮嘱在我耳边少了，但我能够肯定，父亲对我的担心依旧深埋在心底。
    今年2月，我走上了纪检组长的岗位。我向父亲主动表态，一定做到勤勉敬业，清正廉洁，绝不会让他老担心。父亲虽然不说片言只语，但我还是觉得他又多了一块心病。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印证了我当初的判断。
    3月2日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值班保安打给我的电话，说有人找我，能否下楼接待一下。来到楼下，我才知道找我的人是家乡同村的张强。
    稍作寒暄后，我先开了口：“张哥找我有何事？打个电话就行了，特意跑一趟也麻烦。”
    “不跑一趟我不放心，电话里讲不清楚”，张强十分认真地说。
    从张强的言谈和表情里，我推知他找我是为了官司上的事。
    果然不出我所料，张强因与他人发生雇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将雇主告上了法庭。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当庭作出判决。张强曾听人说过，打官司得靠关系，不找人帮忙，官司难赢。张强认定这个“理”，思来想去还是放心不下，便到法院来找我，帮他给办案法官说说。
    我十分清楚，我绝对不能为张强的案子去找承办案件的法官说情打招呼，作为纪检组长，更应当带头遵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不违规过问法官办理的案件，更不能干预法官办案。但我又不便直截了当地拒绝张强的请托，乡里乡亲的，面子还是得给。
    碍于情面，我只好敷衍张强：“如果方便，我试试看吧。”而张强却像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几天后，张强得到了他所期望的结果：官司赢了！
    满怀胜诉后的喜悦，张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执意要送我一些鸡鸭鱼蛋之类的东西表示感谢。我极力阻止，将“你赢官司是法官依法办案的结果，与我没有一点关系”说了若干遍，并想方设法躲避不见，张强才打消“登门拜访”的念头。
    说真的，张强的官司赢得有理有据，与我无丁点儿关系，我不但没找办案法官说过一言半句，而且还把请托的事给忘掉了，可张强偏偏要将他的胜诉“归功于我”。自然，在我父亲面前，张强少不了对我竖起大拇指，夸我顾乡情，肯帮忙，不图报。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父亲原本平静的心不料又被张强的言行搅乱，当时父亲的脸色有点难看，一言不发，这是事后母亲告诉我的。
    为了向父亲释明事情的真相，周末，我回了一趟家。
    父亲满脸严肃，仍然一言不发。我惴惴不安，欲言又止。母亲见状，忙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告诉我：“你不拿人家的东西是对的，你父亲就责怪你不该为张强的案子说情打招呼。你父亲说了，要是张强真的没道理不该赢，而你又帮他打赢了，岂不冤枉了好人，栽害了他人！要是这样的话，你父亲是不会放过你的，我也不会答应的。”
    霎时，我觉得我的父亲，一位寡言少语却深明事理的老人，是那么让我敬畏。他以一个普通百姓朴素的思想感情与基本的道德准则来观照自己当法官、做纪检干部的儿子，经常对我的职务行为进行审视、鉴别和纠偏，唯恐有辱职责，有负重托。几十年来，父亲为我的健康成长可谓操碎了心。看到父亲那日见苍老的面孔和日渐弯曲的身躯，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让父亲省心放心不再为我担心，就是对父亲最好最大的孝敬。一直以来，父亲一次次用他无声的行动不断鞭策我忠诚履职，廉洁自律。在此，我也要向父亲暗暗发誓：父亲，您放一万个心，无论何时何地，我立身处事定洒满腔热血，秉公尽职绝无半点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