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传佛教的转世系统
要了解达赖与班禅，首先要对孕育他们的藏传佛教有所认识。所谓藏传佛教，顾名思义就是流传于藏地的佛教流派。
七世纪中叶，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将汉地的佛教传入西藏。佛教传入西藏时，遭到了西藏本地宗教的阻挠，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斗争与融合，十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因为吸收了许多西藏本地宗教的元素，所以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形成了很大的差异。
首先在学修体系上，汉传佛教以显宗为主，注重理论学习，而藏传佛教则显宗、密宗兼修，并以重视实践的密宗为主。
在教义思想上，藏传佛教秉持中观思想，而汉传佛教的内容更为丰富，中观思想和唯识思想都曾大放异彩。
在传承方式，两者更是大相径庭。汉传佛教以师徒传承为主，而藏传佛教却在几百年的流变后，形成了独特的活佛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藏的宗教与政治联系得过于紧密。教权的过分强大，使得既得利益者希望通过转世灵童的方式维持既有的权力，活佛转世制度应运而生。
活佛转世制度主要是为达赖和班禅两位活佛制定的。达赖和班禅是藏地权力最大、地位最崇高的两位活佛，同属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
达赖与班禅分别管理前藏和后藏，旧时藏地的人民见到达赖和班禅要行君臣的大礼，两人既是名义上的宗教领袖，也是西藏的实际统治者。
每当前一世的达赖或班禅死去，就会有专门的喇嘛寻访转世的灵童成为下一世的活佛。由于寻访灵童的权力掌握在某些特权阶级手中，一些王公贵族与地方豪强便利用贿赂伪造神谕，所以前几世的活佛多出于王公贵族与豪强之家。
为了革除弊病，乾隆皇帝开始采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指定活佛。
二、金瓶掣签
元明时期，由于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政教合一的权力结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权力联系并不紧密，中央一般采取监督的方式管理西藏事务，西藏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宗教与当地贵族手中。
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开始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乾隆时期，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确朱嘉措勾结廓尔喀人侵扰西藏，虽然这次叛乱最终被平定，但西藏地区的动荡无法让乾隆心安。经过与达赖、班禅的商定，乾隆定下了《钦定二十九条章程》，其中第一条就是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
金瓶掣签制度是由清政府制定的、认定转世灵童的方式。这种认定方式要经历寻找、查验、掣签、确认四个步骤。
第一步，由佛教护法通过前一世活佛留下的指示寻找符合条件的灵童；第二步，是将灵童的候选人名单交予驻藏大臣，上奏皇帝，然后再由驻藏大臣与各大呼图克图查验；查验无误后，便可以进行第三步——金瓶掣签，将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瓶上，再投入金瓶中，由驻藏大臣亲自掣出灵童的人选；
第四步便是将灵童上报中央，经过皇帝的批准，亲自确立为新一任的活佛。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留着金瓶掣签选取活佛方法，现在的十四世达赖与十一世班禅都是通过这种方法选出。
三、达赖与班禅的关系
达赖与班禅都是由金瓶掣签选取、再经中央政府批准认可的活佛，那他们之间关系如何？在地位上谁高谁低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活佛意为化身，达赖是观世音的化身，而班禅则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若以原身的地位论，自然是班禅高于达赖，但是班禅远离世俗，而达赖管理世俗事务，达赖的实际声望更高。并且，西藏十分之九的土地都由达赖管理，剩下的十分之一归于班禅，达赖掌握着更多的权力。
达赖和班禅，同属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一个掌握政治权力，一个掌管教法，但在宗教地位上并没有高下之分。甚至两者还存在师徒关系，转世更早的那位成为师父，师父甚至会参加徒弟的灌顶礼。
直到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因为西藏的权力划分问题反目成仇，这种名义上的师徒关系才宣告破裂。
在时间上，达赖的称号始于1578年，而直到1645年，班禅的称号才确定下来。达赖被册封的时间也比班禅早很多，1653年，顺治皇帝对三世达赖进行了册封，直到1713年，五世班禅才获得了同等的待遇。
册封达赖，是为了加强中央对西藏地区的控制，而册封班禅，更多的是为了削弱达赖对西藏的影响力。二者同为中央政府控制西藏局势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赖与班禅是互相牵制的对手。
但是这对对手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由于达赖掌握更多的世俗权力，权力引起阴谋与争夺，这也就导致了达赖往往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有几位达赖甚至没有活到成年就“意外死亡”。
而班禅由于远离世俗，受到的权力波及相对较小，平均寿命远高于达赖。所以在四百多年的传承中，达赖历经十四世，而班禅才刚刚传承到十一世。
结语
达赖与班禅，同为藏传佛教中的活佛系统，他们的出现，既满足了宗教的需要，也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金瓶掣签制度，则是对活佛转世系统的完善。通过金瓶掣签确立转世灵童，可以在符合教义的条件下解决西藏宗教权力的传承问题。而中央政府对活佛的直接册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活佛的权力收归中央。
所以建国之后，金瓶掣签制度被保留下来，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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