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家市决策

20日，工农革命军1500多名指战员，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整装待发，听取了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说：

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坚持干，就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又说：

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不仅在当时使不少指战员思想豁然开朗，从挫折中振奋起来，并且对后来的革命斗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开始了新的伟大战略进军。毛泽东起初曾考虑到湘南地区，与南昌起义军相呼应。

文家市决策，不仅是秋收起义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战略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指导中国革命的新的战略思想，开始产生：不和敌人在城市硬拼，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寻找新的落脚点，积蓄力量，发展革命。

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决策，在当时为不少人特别是一些中央领导人所不理解，甚至遭到反对。如1927年9月19日在《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批评湖南省委停止进攻长沙，“对于株、醴、平、浏农军之退走，亦取放任的态度”，是“临阵脱逃”。并为此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

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些批评和处分时说：

“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2、芦溪战斗

工农革命军沿罗霄山脉向南进军，爬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再加上疟疾、痢疾蔓延，病员大量增加，疲劳和疾病威胁着整个部队。

9月21日，部队到达萍乡县卢溪镇宿营。次日清晨出发行至距卢溪镇15华里的山口岩，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伏击。革命军仓促应战，损失很大。

在此危急时刻，总指挥卢德铭，亲自率领一个连，占领路旁高地，阻击敌军，掩护部队转移。敌军人多势众，抢占了附近的山头，居高临下，向起义军阵地猛烈射击。起义军损失严重，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

卢德铭生于1905年，四川省宜宾县人。中学时代接受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的影响，对黑暗的现实极为愤慨。他曾对同学们说：“要改变现状，就要有实力，要学军事”。

1924年初，卢德铭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11月，中共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卢德铭任第二营四连连长。

北伐期间，在攻占攸县和武昌城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北伐胜利后，被提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谋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牺牲时年仅22岁。

关于卢溪战斗，余洒度在1927年10月19日写的报告中，做了如下记载：

“闻萍乡有驻军不能通过，改道卢溪(距萍五十里)，此处本有敌人，闻我军至即退。是夜各方调集大军，乘我翌日清晨开拔时，跟尾追击，第三团首当其冲，因未备战不支，败退。是役损失人枪三百余。卢德铭亦于是役失踪”。

卢溪受挫后，起义军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

不少人看到失败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

秋收起义参加者赖毅说：

“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革命部队正在烈火中经受着锤炼!”

在这支革命部队的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紧张地进行着思想教育工作。他从一个连队到另一个连队，和战士们亲切谈话。询问他们是哪里人，在家做什么，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对革命形势有什么看法。

并适时地进行思想教育，鼓励战士们拿出勇气来，向前走。

24日，部队到达莲花县甘家村。毛泽东召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开会，了解莲花、永新一带的敌情和地势等情况，并根据当地人民的要求，决定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群众。25日，工农革命军在当地群众配合下，打散守敌一个保安队，攻克莲花县城。部队进城后，砸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县政府的谷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莲花，是秋收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夺取的第一个县城。这一胜利，为艰难行进中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带来了欢欣。

3、为何要在三湾进行整编？

29日，部队转战到永新县三湾村。三湾位于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永新、宁冈、莲花四县交界的地方，虽然只有50多户人家，但在山区就是比较大的村庄了。部队到达三湾的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部队需要整编的原因如下：

第一，工农革命军从秋收起义开始时的约5000人，经过短短半个多月的战斗，只剩下不足1000人了。虽然还保持着师、团、营、连的架子，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事实上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

第二，从部队的成员看，各地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和旧军队出身的人，他们怀着对旧社会的憎恨和对革命事业的美好向往，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在严酷的考验面前，多数人表现是好的，然而也确有不少意志薄弱者悲观动摇。

第三，从党的组织看，过去党以城市为中心，主要在工人阶级中活动。现在到农民中来，一部分党员干部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认为这样搞，革命前途无望。

第四，革命队伍中由于军阀主义、封建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一部分旧军官出身的干部生活特殊化，任意打骂士兵，上下级矛盾十分突出。

上述问题如不解决，党和革命军队就不可能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就不可能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许多旨在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措施，对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4、三湾改编的内容

首先，对部队进行组织整编。

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只有第一、第三两个营，每营三个连，加上原来的特务连，共有七个连队。多余的干部组成军官队。伤员与战斗员分开，成立卫生队。经过整编，人员虽然减少了，但队伍却精干了，战斗力有明显提高。

三湾改编是从三湾开始，一直到古城会议，逐步完成的。

整编过程中，毛泽东在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宣布：

革命自愿，愿走者走，愿留者留。走的人，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路费，开证明信允许离队，并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愿意回来，还可以归队。

第二，在整编的基础上，部队着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

毛泽东根据在北伐军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进一步提出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因为连队是部队的基层作战单位，战士们的训练、作战和生活，多是以连队为单位进行的；支部建在连上，可以及时具体地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后来，毛泽东总结经验说：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还提出，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规定重要问题要经党委讨论决定。从而，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

第三，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官兵生活待遇一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在党代表的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领导连队开展文娱活动，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监督军官。军官做了错事，士兵委员会可以给予批评，甚至处分。

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工农革命军的一个创举。

历来剥削阶级的军队都没有任何民主，军官是以皮鞭、军棍甚至枪杀等野蛮手段来维持军队的统治。工农革命军实行民主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官兵对立的关系，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本质受到广大士兵的欢迎，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同时，对沾有旧军队习气的干部，也起了很好的锻炼和改造作用。

5、三湾改编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任第一营副营长的陈毅安于1927年10月27日在写给爱人李志强的信中说：

“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秋收起义的参加者罗荣桓，在谈到三湾改编中军队建立民主制度的情况时说：

“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

连队在刚刚实行民主的时候，有些士兵由于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影响，甚至没收地主家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

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懂得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自觉地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部队经过几天休整，于10月3日又踏上新的征途。

出发前，毛泽东发表了一番极为乐观而又风趣的讲话，他说：

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拿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关于三湾改编的历史功绩与深远意义，罗荣桓有过如下评述：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从组织上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6、古城会议——选择井冈山的原因

三湾改编以后，起义部队加强了党的领导，缩减了编制，更加精干了。但在前进途中，仍然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如：伤病员的安置，辙重、经济供给的困难以及部队官兵思想混乱，前进方向尚不够明确等。

10月3日，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为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前委在文昌宫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以及宁冈县委负责人等。会议历时两天。

古城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秋收起义军事指挥有缺点，没有高度集中部队，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而敌人却集中力量打了我们。

他分析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指出广大农村是海洋，我们像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他还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接着，他具体分析了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情况，认为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距离大城市较远，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井冈山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敌人奈何我们不得；井冈山边界各县，盛产稻、油、茶，可提供足够的给养；井冈山地区各县人民深受地主豪绅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这里很适合搞军事割据，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关于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军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的历史文献有如下记载：

“宁冈是一个多山的小县，有一座大山，围绕这山的有永新、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五县，宁冈是中心，易守难攻，而各县民众运动，经过半年多的经营，也略有基础。同时向茶陵、永新进展，可以影响两省，并两省上游。以此地为大本营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早有了，便有边界特委组织的建议”。

1928年5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转来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记载：

“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现〕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

1928年7月4日，《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记载：

“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

古城会议在具体研究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时，集中到如何对待当地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问题上，并且存在不同看法。

王佐、袁文才部队是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农民武装。

王佐，裁缝出身，有200多人，驻在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和茨坪一带。袁文才，学生出身，也有200多人，驻在井冈山北麓的茅坪。他们俩结为“老庚”(即拜把兄弟)，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密切配合，互相呼应。他们的口号是：“劫富济贫”，经常抓土豪劣绅罚款，名曰“吊羊”。他们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古城会议在讨论中，有人认为袁文才、王佐实际上是土匪，主张武力消灭。

毛泽东不赞成这种意见。他指出，袁、王部队的成员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进行过革命斗争，袁文才本人还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

这两支农民武装虽有“绿林”习气，但可以改造教育。会议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对袁、王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这一正确方针的确定，对工农革命军争取团结井冈山地区的广大群众，使得工农革命军能够在井冈山站住脚，具有重大意义。

7、上井冈山之路

古城会议前后，毛泽东对袁文才做了大量工作，并陆续派干部帮助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的代表初和工农革命军接触时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革命军“另找高山”。后来，毛泽东会见袁文才，亲自作袁文才的工作并送给他100支步枪表示诚意。10月中旬，又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干部，到袁文才部队帮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通过袁文才，又与王佐取得联系。

1928年1月初，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佐部队做团结改造工作。这两支农民武装很快成为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王佐本人后来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古城会议还确定在茅坪建立工农革命军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决定派人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

何长工奉派于10月中旬赴长沙找湖南省委汇报工作情况，他说：

“省委听了汇报后说，你们选择井冈山，有基础，地势好，我们同意，没有什么意见”。随后，省委复信表示，支持建立井冈山根据地。

1928年6月19日，在《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中，再次指出：“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次]信亦如此指示”，要求特委和四军军委，“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

古城会议的意义在于，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开始明确，并且初步采取了某些实施步骤，如在茅坪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派人做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工作等。

然而最后下决心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还需要一个过程，包括对井冈山周围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积极争取袁文才、王佐，发动群众，为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因此，古城会议后，工农革命军并没有立即上山，而是兵分两路继续沿湘赣边界南下。

由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该营的第二、三连，往湘东酃县、安仁、茶陵一带活动；毛泽东率第三营、第一营的第一连和特务连途经宁冈的砻市、酃县的十都、水口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西面的荆竹山下，这时已和王佐取得了联系，于10月27日开上井冈山的茨坪。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经过千里行程，艰苦转战，终于将革命红旗插上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90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180里。界内群峰突起，山高林密，到处是陡壁悬崖，雄关险隘，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山上有大、小五井和茨坪、茅坪、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确是理想的军事根据地。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最先从行动上正确地解决了向农村转移，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