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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红旗杂志没有介入真理标准讨论,错失了机会,最终被取代
直到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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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头条网 发表时间:〖 2022/8/24 浏览人数:〖 88365

引言

1968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个秀才锒铛入狱,随着三秀才的失势,《红旗》杂志一度处于停刊的状态。

身为杂志社总编辑的陈伯达,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焦头烂额的他也无心打理杂志社这一亩三分地。

陈伯达素描

1970年9月,随着陈伯达这个总编辑的失势,红旗杂志社的正常工作体系算是崩溃了,连着很久都没有出版新一期的杂志。

直到70年代末的时候,《红旗》杂志才逐渐开始恢复正常工作,但此刻的《红旗》,已经没有当年和《人民日报》并驾齐驱的姿态了。

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红旗杂志居然一反常态,保持沉默,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这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88年7月1日,《红旗》杂志正式停刊,与此同时,《求是》杂志取而代之。

从“求是”这个新名字就能看出,当年没有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红旗》,熄灭了最后的一道希望之火。

这篇文章,小胡豆就聊聊,当年的红旗为何会保持沉默,不参与讨论呢。

01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当时我国处于历史性转折时代背景下开展的,说到本质上,这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根据新形势的发展,对当时已经呆板、禁锢的思想,进行的一场破冰行动。

这场讨论的开始,还得从1978年的4月说起,当时《光明日报》的编辑部有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准备发表。编辑部对这篇文章往后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始料未及的,文章在发表之前,该报的负责人看到文章的清样后,意识到这篇文章提出的议题,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

于是,他找到理论研究室,对这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作了更具体详细的修改,标题也更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随后,这篇文章于1978年的5月10日,先发表于《理论动态》,并于次日作为头版头条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并标注“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为了引起更大的影响,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多个重要报刊都进行了全文转载。13日的时候,地方上的省级报刊也进行了转载。

至此,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思想的解放,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

而在这时候,虽然元气大伤,少了许多昔日荣光的《红旗》杂志,却出奇的保持沉默,没有发表一字一文。

或许有读者不太了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不仅仅只是一次理论的讨论,而是关系到新时期思想路线如何走、怎么走的一个大问题。

当时存在着两条思想路线,一是“两个凡是”,另一个就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场思想上的博弈,谁输谁赢,直接关系到往后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中国的发展。

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这些重要的报刊,都旗帜鲜明的表示支持“以实践来检验真理”。而在六十年代,和这两个报刊齐名的《红旗》杂志,居然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没有拿出应有的态度,保持沉默,让很多人倍感失望。

《红旗》杂志的这种态度,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和非议。

本文来自“怪味胡豆史”原创,其他平台和作者均为抄袭和搬运

02

如果说,讨论最初开始的时候,红旗杂志没有反应过来还情有可原,因为杂志社的总编辑还没走马上任。而到了1978年的5月中旬,杂志的总编辑熊复到位的时候,也正是真理标准讨论进入热潮的时候。

可惜,这个总编辑对于《光明日报》刊发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置可否,他心里是倾向于“两个凡是”这种思想的,但当时新形势的发展,又让他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也就以沉默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们以如今的眼光来看,红旗杂志新上任的这个总编辑,当时的思想确实是错误的。

他糊涂,可旁人并不糊涂,旁人不想眼睁睁的看着《红旗》杂志继续沉默下去,倘若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一直保持沉默,对《红旗》来说,是十分被动和不利的。

于是,谭震林就写了一篇文章寄到红旗杂志编辑部,论述伟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这篇文章旗帜鲜明的赞成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的。

杂志的总编辑熊复看了初稿后,表示可以刊发,但是必须要删除真理标准的那部分内容。

谭震林自然不同意,他表示文章里的论述材料可以改动,但是核心观点不能动。他直接表明了自己为何要给红旗杂志写这么一篇文章,就是来帮忙的,红旗杂志已经处于很被动的境地了,再不明确表明态度,《红旗》还要不要了?

或许是总编辑有什么顾虑,谭震林直接告诉他,不要害怕发声,如今新形势下,有什么就要说什么,大不了吵一架,又不会丢掉乌纱帽。

熊复也拿不准这篇文章要不要刊发,要不要改动,他就把这个皮球踢了出去,转到了上面。同时并注明,如果刊发,就会让《红旗》杂志卷入到这场讨论当中,编辑部是建议作者修改,但没获得作者的同意,故而要请领导审查复批。

其实,新上任的这个总编辑,刚到杂志社不久,坐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难免有些如履薄冰,束手束脚;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新形势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各方面的活动情况也不甚了解,故而也就以被动沉默来应对问题。

有时候吧,你不主动出击,不主动解决问题,并不等于问题不存在,问题它就会自动消失。

到最后,你不主动解决,那就只能接受了,而被动接受的代价往往是你难以承受的。

随后不久,组织上的批示下来了,明确表示这篇文章说的是历史事实,应当刊发,并且还表示,《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再不刊发文章,就更被动了。

而总编辑表明自己不愿卷入讨论的态度,组织上也给予了明确的回复:

为什么《红旗》杂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

末了,还表示,倘若《红旗》杂志不愿刊发谭震林的文章,也表示理解,那就送《人民日报》刊发。

这么明确的态度都表明了,作为一个有眼力见的人,是不是应该在得到指示后,第一时间就刊发文章呢?

可惜,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虽然在1978年的12月2号,对《红旗》为何不介入讨论作了解释,但解释完之后,仍旧是保持沉默。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只能直接绕过你了,在领导的直接过问下,《红旗》杂志在1978年的第12期上,刊发了谭震林的文章。

文章虽然顺利刊发了,但这被动的刊发,在我看来,却是宣告了杂志的死缓。

03

其实,早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有队友试图拉《红旗》一把,6月下旬和7月下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哲学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了“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

第一次讨论会的召开,邀请了红旗杂志社的人,可惜没人去;第二次,虽然红旗那边派了人去会场,但是在会议上却一言不发,而且表明态度,如果非要发言的话,那就不再参与。

其实,在杂志社内部还是有眼睛明亮,头脑清醒的人,1978年的8月,编辑部已经准备刊发一篇名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试图摆脱被动的局面。

可惜,在文章刊发之际,这篇文章被总编辑看到了,他明确表态:

《红旗》杂志不要参加这场讨论,并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

杂志社内部也有人反映,《红旗》杂志因为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表态,受到了不少责难和质疑,甚至于有被孤立的趋势。

而他们得到的回复,是——不要怕被孤立,也不要怕被责难。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红旗》一直保持着沉默。

1978年,自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11月份的时候到达了一个热度。

熊复

11月,《人民日报》刊发了很多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很受读者的欢迎;两相对比之下,看着无动于衷的《红旗》,读者们就不满了,社会上出现了这么一个说法: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到了12月,即使《红旗》看清了形势,但此时想介入进来,已经为时已晚了,机会不等人。

12月16号,组织上直接找到了几个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谈话,其中就有《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熊复。

谈话中,直言这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场思想路线和方法的争论,而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过程中,《红旗》却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此后,作为《红旗》杂志最后一任总编辑的熊复,虽然也改正了思想,在八十年代看到了开放的成果,也跟上了新形势的发展道路。

可惜,覆水难收,1978年的沉默,换来的是那些寄予其厚望之人的失望和失落。

十年之后的1988年7月1日,随着《求是》杂志的创刊,《红旗》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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