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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途中，共产党人和红军以民族平等为基准，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成功地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为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刘伯承在1935年5月22日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成为一段传世佳话。同年4月16日彭德怀等红军首长长征经过贵州时与布依族英雄陆瑞光彻夜长谈并签订了《反蒋作战协定》。
“反对官府”的农民领袖
陆瑞光，本名陆天祥，1901年10月出生于贵州镇宁县弄染寨的一个布依族家庭。他宽厚待人，仗义疏财，深受百里乡间各族人民的信任与拥戴。镇宁山区地处滇黔通道的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布依、苗、黎、汉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当地各民族长期以来均饱受滇、黔军阀纷争的蹂躏以及当地官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20世纪20年代初，为反抗军阀压迫，陆瑞光组织农民武装，领导各族群众进行抗兵、抗粮、抗捐斗争，“反对官府”。1929年5月，陆瑞光率部一举攻克镇宁，并开仓放粮，将大批财物、粮食、布匹、盐巴分给各族穷苦农民。这一义举深得民心，并且使这支武装开始从散漫状态转变为组织严密的武装，不仅有师、团、营的建制，而且还有严明的纪律。他身边有30多人的护卫排，就是用来约束部队、维持法纪的。他每天早上都“集合护卫排，读总理遗嘱、唱国歌、布置任务”；其队伍除派富户纳粮外，不额外增加群众负担，如有下属敲诈群众，必受严惩。由于他维护各族群众的利益，爱憎分明，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陆瑞光的势力逐渐强大，被贵州军政当局视为“匪患之首”，必欲除之而后快。1934年，贵州军阀通过挑拨离间，引起陆瑞光和其他地方势力相互争斗，使其实力大大受损。
红军“三顾茅庐”
正当陆瑞光苦恼彷徨之时，传来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插云南，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进入了安顺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要求红军指战员和红军战士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发表了《注意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的指示》，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揭露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隔阂政策，号召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起来革命，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由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于4月14日从安顺县鸡场和紫云县的猫营进入镇宁。当时，军团首长对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提供的陆瑞光的情况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同盟军，所以一到镇宁县沙子沟，就立即派人与陆瑞光联系，做争取陆瑞光的工作，决定通过他的配合，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农民斗争与工农红军的作战有机地联系起来。
由于陆瑞光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所以一听到“外乡军队”来了，便带着队伍隐藏在弄染寨后虎坐岩指挥部的山洞里，暗中观察。彭德怀等红军首长进寨后，派人先找到陆瑞光的侄子陆顺芳，提出此行的目的是前来拜会陆瑞光。陆瑞光听到后，就派与他长得有点像的连长伍国斌冒充自己前来应酬。李富春一眼看破，便笑吟吟地说：“你是陆司令派来的替身吧。”伍国斌只好拱手致歉。李富春又温和地对他说：“我们知道陆司令是条好汉，打富济贫，名声在外。我们红军没有别的意思，如今路过贵方宝地，只想和他交个朋友，借道过境，共同打倒反动军阀，北上抗日！”
伍国斌回山禀报情况，陆瑞光听后心中疑虑仍未完全解除，便又派文武兼备的副官张海宽下山，不料又被李富春识破。又听说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加上红军积极做宣传工作,向各族群众讲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逐渐消除了疑虑。一天，正逢弄染的赶场日，陆瑞光换了一身农家打扮，下山混在赶场人群中间探听虚实。
在街场上，他看到红军指战员多在田坝、山头宿营，红军官兵平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他又来到自家屋前，见院坝里红军与民众云集，亲切交谈。此情此景，使他动容。他整整衣角，便往几位长官模样的人面前一站，朗声说道：“在下就是陆瑞光，我绝不与红军做对头，请贵军安心住下！”几位红军首长见陆瑞光性格开朗，深明大义，也有相见恨晚之感，双方握手致意。陆瑞光感觉红军待人以礼，亲如兄弟，心情特别痛快，于是吩咐挑米、拿肉、捉鸡、提蛋、抬酒来送到各个营地，慰劳红军。
与红军签订《反蒋作战协定》
4月16日晚上，陆瑞光设宴款待来访贵宾。夜深后，双方依然促膝长谈。杨尚昆向陆瑞光介绍了红军的性质宗旨、纪律、任务以及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陆瑞光不住点头。接着红军首长们又帮助他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提醒他不要上当受骗。一席话说到了陆瑞光的心坎上。特别是他了解到红军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不仅敢于同黔军作战，而且还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抗时，更是钦佩无比。
在红军首长的启发教育下，陆瑞光完全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并与彭德怀、杨尚昆签订了《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苛捐杂税的作战协定》。红军首长除赠给陆瑞光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弄染工作队”的军旗、两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36支步枪和多束手榴弹外，又赠送给陆瑞光一批军需物资，还商定留下红军营长方武先等帮助陆瑞光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事后，红三军团首长立即就此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汇报争取陆瑞光的情况，电文如下：
军委：
沙子沟百数十里，有夷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王、犹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一批工作员。
彭德怀杨尚昆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六日十七时三十分
中央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这份电报，弥足珍贵。
双方签署协议后不久，红军部队离开布依山寨，弄染男女老幼均出寨相送，挥泪与红军告别。陆瑞光带着20多个弟兄，亲自护送红军几十里走出他的辖区，并以300斤大米、100匹小布、200块川盐、100筐鸡蛋和5驮草药及草鞋赠予红军，还派人为红军带路架桥，使红军顺利通过布依山区，提前3天飞渡北盘江，西进入滇，蒋介石的“会剿”计划也因此破产。
播撒革命火种
红军离开布依山区后，陆瑞光在方武先等人的帮助下充分发动各族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游击队”，陆瑞光为司令员，方任党代表，下辖三个团，近七百人。这支游击队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的部分兵力，在策应红军主力西进云南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此后，陆瑞光、方武先领导游击队加强了与中共贵州省工委的联系，并联合了48个少数民族村寨和武装力量，在镇宁、紫云、关岭、贞丰四县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游击队以“无事归农，有事归建”的灵活形式坚持敌后斗争，更创建了有革命政权性质的“镇关紫边区人民抗捐委员会”。
在陆瑞光、方武先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当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极度不安。国民党贵州当局视陆瑞光为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
1936年底，四川军阀杨森率军入黔，亲自率军到紫云、镇宁“坐镇”。12月26日，杨森突袭弄染寨，以“迎接红军过境”和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抓捕陆瑞光。陆瑞光和方武先以及留下来的红军战士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因寡不敌众，陆瑞光身负重伤，不幸被捕，被押往紫云县关押。
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与威逼利诱，陆瑞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烧杀掳掠的暴行。陆瑞光预感到来日不多，遂提出了照相的要求，想给家人留个纪念。亲戚们就从安顺请来照相师，经过上下“打点”，在狱中为陆瑞光拍下了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陆瑞光淡定自如，毫无愁容，显示了他胸襟豁达、视死如归的从容气节。
1937年1月，敌人将陆瑞光移解贵阳，并将他游街示众。陆瑞光面不改色，不断向各族群众宣传共产党人的革命道理。2月20日，恼羞成怒的杨森发布死刑《通令》，把陆瑞光押赴刑场。陆瑞光在刽子手的罪恶枪弹声中，倒在八角岩的旷地之中,时年36岁。陆瑞光虽然牺牲了，但是红军在布依族山寨、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不久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引领下，渐成燎原之势。
为纪念陆瑞光对人民所做的贡献，1989年3月3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陆瑞光为革命烈士；同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其遗属颁发了《烈士证明书》。（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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