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封建社会很少有农民起义发生。

某些西方学者和崇洋媚外者借此鼓吹，说欧洲中世纪是田园牧歌式的地上天国，人人有信仰，有饭吃有衣穿，就是比中国的帝制要强得多。

那么欧洲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能揭开中世纪的丑陋真相，戳穿某些人编造的的谎言。

中世纪

没有农民，只有农奴

首先，在欧洲中世纪早期，根本就没有农民，有的只是农奴。

我们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概念上的“封建”，因其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和政治上的人身依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关于封建社会的描述，而欧洲是一种真“封建”，通过分封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政权，类似于中国西周时期的情况。

这种差异不完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根本上是由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中国的核心区位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温带，雨热同期，非常适宜农业发展，能够承载巨量的人口。

所以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而之所以会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的腐朽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人口达到某个极限，土地危机叠加贫富差距，造成了社会系统性崩溃。

中世纪社会

而欧洲大部分地区靠近寒温带，即使温暖的地中海气候区，也因为雨热不同期，粮食产量有限，无法承载较多的人口，所以欧洲中世纪地广人稀，遍地都是小国寡民，生存竞争不大，自然也就平静许多。

但这并不能说明欧洲实现了老子所推崇的上古之治，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原始野蛮的状态。

我们中国根据历史经验，理所当然地将“农民”理解为自耕农，其实只是狭义的概念，广义上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都可以叫农民，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

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是依附在封地上的，不能随意离开，当封地发生转让和买卖时，他们和土地所有权一起发生变更，本质上是财产而不是人，只能算农奴。

中世纪农民

自耕农还能通过自身的奋斗实现阶级跃迁，而农奴的后代还是农奴，永世不得翻身，他们要为领主无偿劳动，在耕种完领主的土地后，才能打理自己少得可怜的份地，勉强糊口。

农奴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农时是固定的，当领主的土地要收获时，他们自己的庄稼也成熟了。

如果耽误了，一年的辛苦就白白付出了，这个时候只能祈祷领主老爷大发善心，让自己有口饭吃。

耕种份地要向领主缴纳赋税，主要是实物税，税率并不固定，最高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平时缴纳谷物，复活节缴纳鸡蛋，圣诞节缴纳一只鹅等等。

中世纪农民

当家里的老人去世后，他们还需要缴纳一笔手续费，以继承土地的耕种权，甚至女性家庭成员出嫁到别的地方，也要出钱补偿领主的损失。

领主对农奴的压榨可谓是敲骨吸髓，作为“回报”，领主要负责保护农奴的安全。

不过问题是，没有进攻哪有防守，领主之间发生混战时，农奴虽然不用上战场，也得为战争埋单。

更惨的是，如果己方领主战败被俘，农奴就要承担巨额的赎金，无力缴纳时，就将面对无法预知的命运，所以他们被迫把自己绑在领主的战车上。

中世纪农民

农奴为什么不反抗

有人会问，农奴们过得这么惨，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人的反抗意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农奴们被圈养在领地上，不读书识字，不与外界接触，不具备完整人格，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反抗。

反观中国的农民起义领袖们，不是基层官吏，就是江湖人士，见多识广有组织能力，整个社会受到儒家传统的熏陶，认为“汤武革命”推翻暴君是天然正义的，这也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思想基础。

教会是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封建主，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按照教士们曲解《圣经》的理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老老实实干活，才能上天堂，否则下地狱。

教会

所有人都要向上帝奉献，具体来说就是向教会缴纳什一税，税率听起来不高，却包括征收谷物的大什一税、征收蔬菜水果的小什一税和征收家禽家畜的血什一税，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转嫁在农奴身上。

做完这些功课，也不足以完全抵消原罪，天主教会考虑得十分“周道”，他们发行赎罪券，声称“当购买赎罪券的金币落入钱箱叮当一响，你的灵魂立马上天堂。”

既然都上天堂了，干嘛还要反抗？

在政治层面上，教会为国王加冕，宣扬君权神授，国王再分封大贵族，大贵族再分封小贵族，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反抗他们就是反抗上帝。

教会

这种政治体制也不利于起义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农民起义能够成燎原之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王朝末期，金字塔式的官僚系统失效，朝廷无力掌握基层政权，无法及时应对。

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实行的都是半兵半农，如汉朝的材官、唐朝的府兵、明朝的卫所，对民间持有兵器的管制也不是很严格，起义军和官军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组织代差，完全可以靠数量优势获得胜利。

而在欧洲中世纪，农奴几乎一辈子都没摸过兵器，更不用提训练了。

与此对应，武装力量以职业化的骑士为中坚，他们从小接受军事训练，身披铠甲，骑着高头大马，依托坚固的城堡监视着领地里的风吹草动。

中世纪农民

真打起来，缺乏组织能力和军事素养的农奴根本不堪一击，可能都顶不住骑士们一个冲锋，还没出新手村就被镇压了。

当然，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度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大大小小的领地犬牙交错，天下不止一家，农奴可以选择用脚投票，逃亡到其它领地上，视农奴为私有财产的领主们也不想亏本，一般不会把事情做得太绝，让人没有活路。

在分封制度下，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领主们各自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

农奴对某个领主的反抗，不会被当作对国王和国家的挑战，相反其他领主会报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来围观调停，这种小规模的农奴斗争，历史书上是不会记载的。

中世纪农民

迟到的农民起义

这一切发生改变的契机，既不是宗教改革，也不是文艺复兴，而是欧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黑死病”。

“黑死病”就是鼠疫，它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欧洲，造成2500万人的死亡，占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最严重的英国，损失了近半人口。

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教士、贵族、农奴都不能幸免，从造成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冲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自称代表上帝的教士阶层自身难保，又不能对“黑死病”做出有效应对，使人们对天主教会产生了质疑，虽然还不敢否定上帝，但已经动摇了神权统治。

教会

但丁的《神曲》就是在“黑死病”期间诞生的，书中对天主教会极尽讽刺挖苦，可以看成是宗教改革的先声。

贵族全家死光，那么他的领地就变成了无主地，国家为了保持经济运转，承认了自发形成的新的所有制形式，自耕农阶层开始壮大，这才有了真正的农民。

农奴大量死亡，造成劳动力的短缺，幸存的贵族老爷们突然把农奴当成了宝，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让渡了一些基本权利，原先的农奴也渐渐变成租佃关系的佃农。

还有不少农奴逃出领地，涌入城镇，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获得了自由身，促进了欧洲工商业的发展，在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的共同加持下，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丁《神曲》

此后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开始频繁出现农民的身影，如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81年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1419年胡斯领导捷克农民、手工业者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

1525年，闵采尔领导的南德意志地区的农民起义，以实现人人平等的“千年天国”为旗号，与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开战，坚持了几个月的时间。

受到“黑死病”冲击最大的英国，自耕农比例较高，成为之后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跟随克伦威尔，在纳斯比之战重创王党军。

克伦威尔

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第三等级要求更多权利，大革命中实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高唱《马赛曲》打遍欧洲无敌手。

只有受“黑死病”影响最小的沙俄，一直顽固地保持着农奴制，即便如此，也发生过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起义，而哥萨克就是一种“自由”的武装农民。

所以，欧洲中世纪并不是真的没有农民起义，而是农民阶层出现的比较晚。

后来的农民起义又通过民族战争、宗教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典型的中国式农民起义大相径庭。

参考资料

豆丁网.《西欧农奴制解体探析》

百度文库.《黑死病与欧洲人文精神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