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的一个金秋，属于红军部队的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和将台堡成功会师，这一场会师也标志着我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胜利的长征行动,宣告顺利结束。然而长征的伟大胜利固然值得铭记和歌颂，但问题是，当年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队伍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进行长征呢？

蒋介石的“围剿”

说到关于红军长征的话题，就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历史上我们评价蒋介石这个人，总是会毫不吝啬的用上“野心”两个字。事实上也是如此，自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国民党队伍由蒋介石接手后，这个人的野心也从未掩饰过。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既然想要掌权一家独大，那么实力日益壮大的红军队伍，势必为成为他心头的一根刺。

当时红军的革命队伍因为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而那个年代最不缺的就是穷苦的百姓，所以实力壮大是必然的。也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面对红军的壮大和外敌入侵的两重选择，蒋介石的政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日军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蒋介石仍旧在对抗红军队伍这件事上一意孤行的原因。

不过蒋介石一开始在“围剿”红军的这件事情上，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当时蒋介石背靠“美国”这座大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红军同样也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当时土地大革命时期，红军队伍有着俄国革命的先例作参考案例在前，又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指导在后，所以发展的算的上是异常顺利。

然而国际局势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终究是不能长久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我国的发展。俄国革命的教训和莫斯科共产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助力，可以说在红军成立之初，这些是我们能够迅速成长的最大助力，但这支新兴起来的红军队伍很快也碰到了一个瓶颈。

自国民大革命开始，我国的国际形势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从前封建腐朽的清王朝已经被推翻，列强也退出了中国战场。在这种情形下，从前的经验教训很快就不再适用于红军的发展。

但这个时候，距离中国山高水远，通讯又不发达的国际共产主义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变化，他们还没有察觉我们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的定位，也不再把反帝反封建当做斗争目标了。在这种共产国际已经不能提供有力帮助的情况下，红军队伍的发展几乎濒临停滞，想要再次焕发生机，只能自己再次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是前面我们说到过，蒋介石心里一直是将红军队伍当做自己的头号“敌人”的。抛开别的不谈，蒋介石浸淫政治场这么多年，再加上他一直谨慎多疑的性格，他深知“养虎为患”的道理。所以面对眼前这样的“天赐良机”，他自然是不肯放弃，要对正在苦苦挣扎的红军来上一次重重的打击，确保清除这样一个“心腹大患”。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不过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结果，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说起红军长征，都会将原因归结到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上。但明明有着之前的成功经验。为什么红军的反“围剿”会失败呢？目前我们听到最多的主流说法都认为是因为王明“左”倾的错误思想导致了红军这次的失败。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客观上来说，这确实是一部分原因，但却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所在。“堡垒推进，步步为营”这是1933年9月，蒋介石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政策，这条政策算不上什么“妙计”。只是当时红军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出路，蒋介石这边却已经集结了50万大军的队伍开始蠢蠢欲动。

对于蒋介石当时的行动，红军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大概是由于之前快速的发展，再加上蒋介石前几次“围剿”任务进行的并不顺利，这让博古和李德等人出现了一些盲目自大的情绪。他们开始忽视了“敌强我弱”的事实，认为红军队伍是强大的，蒋介石的额国民党军队并不能对红军产生巨大的威胁。

显然，人一旦陷入自满的情绪当中，危险也就随之不远了，尤其是当你的身边还有一只虎视眈眈，实力强劲的猛虎的时候。当时因为缺少正确的领导，王明的这种“左”倾思想居然开始在红军队伍中占据主流。也就是有这样的错误意识，红军在第四次“围剿”当中就已经连连失利，直到第五次“围剿”出现了败退现象。

只不过如果目光调转，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红军队伍“左倾”错误这一层原因，蒋介石的成功，还和他自己一直以来蓄谋已久的剿共思想有关系。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31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选择向日本妥协。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就开始为自己漫长的“剿共”计划做万全的打算。

首先是在他自己这一方面，蒋介石不但在庐山专门的建立了训练营，一边召开会议仔细分析共产党的战略和行动路线，一边积极培养一系列“剿共”的得力干将。据记载，这一次的围剿，蒋介石甚至调用了100万的兵力，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兵力被直接用来对上共产党的队伍。而且因为共产党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他还积极采取政策，企图隔绝共产党人和群众之间的联系。

随后是外国列强对他的帮助，至于列强为什么愿意帮助蒋介石这一问题，我们暂且抛开不谈。而必须提到的一项事实是，在抗日战争最初，国际上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向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队伍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当时蒋介石的军事训练营聘请的都是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专业的军事教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

要知道，这些国家原本就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实力强大，同时又拥有多年的战斗经验，这样的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士兵先不说军事素质，单单是战斗力必然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一时期红军的军事实力和这些士兵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

随后就是武器方面，相较于我们影视剧中，看到红军战士一开始“小米加步枪”的惨烈场景，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水准，提升的可不止一星半点。因为有着当时大家族，宋氏集团的支撑，再加上民国时期，蒋介石大力鼓励企业发展，吸引外资工作，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增长迅速，蒋介石本人的经济水平也很大程度的提升。

因为有财力的支撑，蒋介石从意大利等先进国家购进了大批军火装备。德国当时还和蒋介石签订了外贸协定，用大批军火换取了一定中国的矿产资源。在这样实力悬的殊情况下，红军的失败显而易见。

危机边缘

第五次“围剿”发生之前，蒋介石和德国的关系正值“蜜月期”，当时会议上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正是来自德国的赛克特。当时赛克特针对红军制定的计划被称为“铁桶计划”，顾名思义，他企图用大批的兵力，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将为数不多的红军困死在这个“铁桶”中。

根据这套战略方案，江西瑞金是这次“围剿”的最终目标。按照蒋介石和赛克特的计划，瑞金周围将会围上30道铁丝网、30道火力封锁线，然后层层包围圈逐渐向瑞金中心靠近。为了防止红军从包围中逃脱，蒋介石还安排了10轮卡车拦截。如此缜密的计划，很显然确实是做了“赶尽杀绝”的打算的。

当时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在错误的判断下，红军当时采用的是“堡垒战、阵地战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这样的方法就相当于消耗战，当时蒋介石手中有将近55万士兵，红军连十万人都不到。这个差距打消耗战，对红军队伍来说无异于“以卵击石”，再加上苏区的各种战略物资都不充足，红军的生存空间也被压缩的岌岌可危。

而为了保存生存的火种，红军的中央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向共产国际寻求帮助，另一项是进行战略转移。不过当时面对我军求助的共产国际的回复比较暧昧，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红军队伍想要生存就只能自救。我们要打破现在的僵局，重新打开一次新的局面。

不过，也有不少人疑问，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是中央红军队伍，为什么其他地区的红军力量也要跟随进行战略转移呢？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还是跟国民党的“围剿”有关。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来看，虽然我们不懂战术，也知道中央红军算的上是整个红军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中央红军都溃败严重的情况下，其他地区红军队伍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张国焘领导的川陕红军在中央红军败退后，几乎成为了蒋介石的下一个目标，其他各地区的红军队伍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地区的压迫。

而为了不让任何一个队伍单打独斗，继续消耗本就为数不多的革命力量，我们的红军队伍必须汇合，将力量拧成一股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意识到战略出现了问题，很快中央就在遵义召开了政局扩大会议，针对现阶段我党面临的困难和关键问题，提出一系列的讨论和解决办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而这一次的“遵义会议”对我党的意义十分重大，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尽管道路已经确定了，但长征一路也并不简单，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国民党“围剿”从未停止。只不过这一次，我军战士的战略发生了转变——我们改变了之前消耗战的打法，而是采用更加灵活的机动战术，穿插在敌军重兵中间。这样的打法显然更加适合彼时的红军队伍，四渡赤水河、强渡金沙江，一次又一次的作战中，我军甩开了国民党队伍的围追堵截，完成了长达十二个月零两天的长征之路。

因为一次“左倾”错误，红军队伍不得不开始，这一场中外战斗史上绝无仅有的长征，但也正是因为这场长征我军将士的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培养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即使时隔八十多年再回头去看，这样的精神仍旧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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